他们经磋商后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便可利用这个机会，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从中获得实惠。英、法等国大使表示愿意与司徒雷登采取一致的行动，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和其他随员随同国民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观察形势变化。这些国家大使经请示本国政府，都获准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司徒雷登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只派出了路易斯·克拉克代办带几个人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去广州，一面维持与蒋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
到了最后，除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去了广州而将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国的驻华大使都仍滞留在南京城内。
滞留南京的司徒雷登想着：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亚洲的“铁托”？
这里的路灯特别亮。夜深了，路灯映照着使馆那块铜招牌及铜铸的大门。门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换岗。这里就是南京西康路甲一号，是当时在中国鼎鼎有名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院子内外表面上看去十分寂静。在月夜树影中的那栋雅致的洋楼里，好几个房间的窗户都还透着灯光。在有要紧事的时候，美国使馆也需晚上工作，因为在南京是晚上的时辰，而大洋彼岸的首都华盛顿正好是上班的时候。目前这些日子，中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对美国驻华大使来说，都是要紧事。
司徒雷登心事重重地在夜色中的院子里散步，徘徊了一个时辰了。
这天是1949年2月3日的晚上。
他独自在院子里思索，是因为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引发了他的心事。
华盛顿电报所说的政策内容是他早就获悉了的。去年九、十月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核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PPS39）的文件，当时已经在论证之中。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同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就是当时通俗而形象的说法，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但在这份文件正式获得批准以前，美国还在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的活动。1949年新年刚过，中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才正式批准了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使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NSC34）。
司徒雷登在夜色中苦思着，华盛顿这份电报的内容隐含着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他曾在重庆见过一面的这位毛先生，是不是真能成为亚洲的“铁托”？他是心中无数的。这就意味着，他需要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要做一些试探。
这时，有人招呼他进屋。他这才回到屋里来。有人递给他两封刚收到的电报，还帮他拧亮了沙发旁的灯。他立即展开电报来看。
电报一份是上海来的，一份是北平来的。老人匆匆看过上海总领事齐艾思的电报，无非是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涨，其余平淡无事。他这就放下了，而看过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电报后，神态骤然变得很严峻了。
北平和平解放，共军的部队于元月31日开进北平接防以来，他天天都有点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北平总领事馆方面的消息。去年，在共军占领的沈阳，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就报告说，解放区中共政府已声明，他们不承认原总领事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一切权利，对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可以保护其居住安全。紧接着，沈阳军管会又收缴了总领事馆内的多部电台，引起了一场收缴电台风波。
在中共进驻北平后，已经四天了，处在市中心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总算平静地度过了。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布发来的报告说，中共军队进城后，也来到东交民巷，接管了原日本领事馆和德国领事馆作为军管会的有关机关，只见穿军装的官员与接管城市的地方干部在那里进进出出。柯乐布报告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只是解放军刚进城那天，有人在领事馆的围墙外贴了几张关于“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解放全中国”之类的标语。
司徒雷登在北平生活多年，东交民巷是他常去的地方，极为熟悉。读了柯乐布的报告后，他觉得，中共接管东交民巷的日、德领事馆也算是正常之事，这两个二战的战败国的领事馆早就给蒋介石政权接管了，中共目前只是从傅作义部队的手里接过来而已。
但是，2月3日这天晚上，柯乐布发来的电报报告了两则重要的情况：
其一，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所签署发布的《布告》中有这样的条款：原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及其中人员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员待遇，而只是作为居住在北平的普通侨民。这个《布告》在大街上张贴，在电台里反复广播。
其二，今日上午，北平举行了隆重的中共部队入城式，入城游行的部队没有经过北平例行集会的天安门，而专门从外国领事馆区东交民巷穿过。美国领事馆人员可以从窗内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入城游行部队都经过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大门口，队伍中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几乎全是崭新的美式装备。据说入城的官兵们常爱说的俏皮话，是称这些美国装备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特别供给的。
他反复揣摩柯乐布这封电报传达的信息。第一条，说明了中共领导人不买美国人的账，共军占领沈阳时也是这么宣布的。当时，他初听闻时感到很惊愕，觉得难以接受，曾想到要提抗议，后来仔细一想，人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方面也无可奈何；因为至今美国政府与中共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中共与国民党政权是死对头，人家当然不把原来的美国外交官当做外交人员；可是这次还没有听说中共在北平采取类似在沈阳拘捕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使他在茫然与遗憾中稍许有一点安慰。第二条，中共军队已经用几乎全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并挖苦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他内心的痛楚。
他还想起1月16日晚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在天津的美国人不幸地看到，几乎全部用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部队攻占了天津，据悉，那些武器和装备都是在满洲里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交给共军的。这些武器和装备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
近一段时期，随着中共从东北至长江以北的节节胜利，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几天前，他见到相熟已久的中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郁芳。吴郁芳是中国的巾帼精英，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早年在美国留学，几年前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和她相聚喝咖啡聊天，因为司徒雷登不久前也是大学校长，相互间很熟，她就直言不讳地问起他两个问题：
其一是，你好端端地当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驻华大使？
其二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这个臭名远扬的蒋介石呢？
有教育家美名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司徒雷登是一个独特的美国人，有其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风格。
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
“我爱美国，也爱中国。”
“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
他11岁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由于受家庭的宗教氛围影响，后来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他在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奉派在华盛顿的第一长老会堂。两年后，在与其表妹艾琳女士结婚后，受南长老会派遣来中国做传教士，这年他26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应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留意和收集有关南京政府的有关情况，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并且由此得以结识孙中山、蔡孑民、王儒堂等政界人物。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间，曾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汇报中国的情况。由此开始，他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触。1918年底，他受教会的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
客观地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因为在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燕京大学而蜚声海内外。办校的经费，是他亲自奔波在中国、美国，向政要、军阀、富豪、金融家、企业巨头等人物募集来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部海淀的一片土地做校址时，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这块地的业主陕西督军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了6万块光洋就买下了海淀的200多亩土地。有一次，他去找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不知这个洋人的来意，只给了他100块钱，后来得知他是要办学校，就派人送去2万块。他还设法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贴中搞到了办校的资金。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请来执教的都是海内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学校环境办得很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大学校门，宝塔式的校用水塔，校园内还有亭阁、古钟、石碑等园林建筑。他还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学问。
他对师生十分关心。对师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每聘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刊物《燕大友声》曾这样描述过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信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曾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由于其声誉日高，1933年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曾召见他，咨询中国问题，并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他看成美国哥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的，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他当做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由于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旧巢，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马歇尔就想起了司徒雷登。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了一封信来，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由于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会谈。
司徒雷登因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打交道。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
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来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说他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经常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榷。
他曾以大使身份明确地说：“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影响。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蒋政权），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
这就表明他在解决国共纷争上，一屁股坐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有时，他虽然也说几句督促国民党实行改革的话，更多的是不断地帮蒋介石说情，呼吁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当时，经过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已经深知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因而在援助时也强调，只有国民政府实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清除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国的援助具有意义。但蒋介石在乞求美援时，只是口头上承诺“要改革、国民政府一定要改革”而已；于是，美援不断来，改革却总未见踪影，实在不得已，就搞一点小修小补的表面文章，以作应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使美国当权者痛苦的“黑圈”：美国需要扶持蒋介石政府以维持其在华的利益，而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政府又使美国威信丧失、遭受谴责，美国意欲对蒋政权大声棒喝，施加压力，使其实施改革，但又担心共产党与民主进步力量借此推波助澜，反而加速蒋政权的崩溃。美国这种进退两难的政策，使司徒雷登执行起来就感到很尴尬与无可
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