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还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加到2225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4221亿美元，国家的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300多万人。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公平自由秩序的缺失、贫富差别的悬殊、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
（五）政府机构膨胀，行政管理成本上升近20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呈大幅度膨胀趋势，大约相当于同期我国人口增幅的3倍。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地方财政收入的80%～90%是用于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这一情况导致政府无力推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六）税制改革导致农村资源净流出
1994年，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实行分税制。这一改革措施的实施，实质上成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形势发生转折的“分水岭”。“分税制”实施的结果是财权上交，事权下放，使得基层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双重制约，即分税和财政包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各级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吸取农村资源的力度。
二、“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难度
客观地讲，对“三农”问题，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就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优质农产品比重不断上升。目前“三农”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第二，农村社会发展减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步履艰难。
第三，农业生产的需求约束强化，农业结构层次偏低。
（一）“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又取决于农民收入水平。说“三农”问题严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它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差距较大，还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4年的3.2：1。同时，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而农民纯收入按照现行统计口径，还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6：1。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差距大，1978～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至2936元，即增加了2802.4元，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至9422元，即增加了9078.6元，这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4年的6485.7元，扩大了29.9倍。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农村居民中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严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这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得出这一结论：一是在步人新型工业化道路之后，工业的科技含量增加，信息化进程加快，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二是西蒙·库兹涅茨1954年提出的“倒U型假说”，即经济发展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扩大差距的作用，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差距会缩小。日本经济学家速佑次郎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假说，利用1990年的人均GNP数据和19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基尼系数资料，绘制了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并通过计算得出倒U曲线的顶部为人均GNP2000～3000美元，最高点为270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1275美元，正处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提升的过程中，距离人均GNP2700美元还有很大差距。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及速佑次郎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假说绘制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推断和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三是发达国家工农业就业者收入差距仍存在。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几个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是：以工业就业者收人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法国为36，西德为44，美国为56，差距都很明显，而这些国家当时已经是现代化国家了。美国农业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即便如此，20世纪20年代农业就业者收人为非农人口的40%，50年代为50%，80年代为80%，靠大量优惠条件和补贴现在才基本持平。根据上述三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这一经济现象，也可以预测将来城乡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可见，如果现阶段不在政策上做出较大调整，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目标很难实现，“三农”问题也将延续。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加大
解决“三农”问题，首先难在农民增收难。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除体制性因素外，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如下。
首先，农产品需求制约越来越明显，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与农产品需求相关的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这两个指标都呈急剧下降趋势。2004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7%，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47.2%，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1998～2002年，城市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增加0.04元用于购买食品，即收入食品弹性仅为0.04。而食品支出增加部分，又主要是在外就餐和烟、酒、饮料等与农民增收关系不紧密的开支，而对粮、油、肉、菜等农产品的支出却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显然难以从农业中增收。
1998～2003年的6年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72元，但农民人均每年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没有一年能够达到1997年的水平，即在新增加的部分中，没有一分钱是来自于农业的。面对需求制约，又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因为人为地提价只能使供给扩大而迫使市场价格下降。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工农业技术水平的差异，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更使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第三，农村富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难度增大。工业化先行国的产值结构转换和劳动力向工业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我国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即我国农民的转移速度明显滞后于农业在GDP中的下降速度。2004年，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仅占15.2%（2003年曾降至14.6%），但农业的从业人员却还占到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的近一半。经过改革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己呈减缓趋势。同时，还应当认识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也有影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的阶段。这个阶段有助于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但由于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加速发展，对扩大就业带来了新的矛盾，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面临着新的困难。
解决“三农”问题难，还表现在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解决“三农”问题，要求把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纳入公共财政，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方针。就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言，应当摒弃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政策，而选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但是，我国工业化有特殊性，由于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使得用相对较少份额的产值（不仅包括第一产业，还包括农村二、三产业）提供相对多份额的人口的公共品，难度较大。同时，在农村由于长期缺乏公共财政的支持，现在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把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纳入公共财政，这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以上因素，都使得“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大的难度。
三、“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界的一些重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而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
（二）“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
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而农民是弱势群体，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各种条件受到限制；农业则是弱质产业，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三）“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存在悬殊的差距。改革开放前，为了完成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工业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向重工业倾斜；改革开放后，为了使城市尽早实现现代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向城市倾斜。
这是一种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长期歧视与不公平。
（四）“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长期以来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制度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二元”体制实行工农、城乡区别对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二元”体制阻碍农民流动，实际上是歧视农民的政策；二元体制从文化上分割城乡，阻碍了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培育。
另外还有其他的观点。如从社会学分析，三农问题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从政治学分析，三农问题是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的结果。从经济学分析，三农问题是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经济，从而导致农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等等。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路径与思路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有3个：一是农民数量减少和收入增加，二是农业竞争力增强，三是农村社会发展。
在“三农”政策目标中，增加农民收入是核心的目标。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6000元，即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5%。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流程的综合体现（或称结果）。农民不增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可能。只有实现农民增收目标，解决“三农”问题才有可能性。换言之，实现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条件。
把减少农民数量列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既是根据国家现代化发展要求提出的，更是根据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特点提出的。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即减少农民数量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仅靠农业的发展实现农民增收是不现实的。农民增收最现实的途径是解决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的问题，即通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减少农民数量，使农民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同时抑制农业经济的更加细小化并有可能逐步改变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进而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如果说农民增收是衡量“三农”政策绩效的最综合的核心指标，那么把减少农民数量列为“三农”政策目标，不仅通俗，而且使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更加清晰化，这一路径就是农民就业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镇化，因而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更具有引导作用，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把提高农业竞争力列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是因为在加入WTO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其竞争力的强弱。只有一国农业的竞争力强，才会提高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农业才能获得发展；反之，则停滞甚至衰退。换言之，解决农业问题，实质上是要解决农业的竞争力问题。
把农村社会发展列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是在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农村现代化，不仅仅是村庄现代化，它包括农村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目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今后，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来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农民的权益，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社会进步和谐的有效机制，努力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进步和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