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益气养生学说促进了“食补”和“食疗”的发展，在中国开拓出“药膳”这一独特的食物品种。在养生食品中家常食用最普遍的豆腐，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下一批方士修道炼丹的产品。一些著名的医药学家往往又是道教的信徙，东晋的葛洪、梁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都是虔诚的道士，以他们的信念和医学知识创造出“食治”的理论和配方，如孙思邈说：“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又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中药许多原料同时也是食物的原料，擅长医药的必然精通某些食物原料的性能和药理，所以优秀的中医没有不精通“药膳”的，孙思邈就以《食治》和《养老食疗》这两部巨著，享誉千古。医学家加盟烹饪，这就在饮食文化中，增加了一支专事开发特种食品的生力军。由于以食防病、治病的功效深入人心，民间才有“医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从医学观念来看，饮食得当，营养均衡，有助于延年益寿；饮食失当，又可能成为致病之由，以科学的食物配方改进人体的营养状况，完全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某些“药膳”还与民俗结合，形成特殊的食俗，如端午节的雄黄酒、重阳节的菊花酒，或是驱邪祛风，或是明目清心，一直延袭至今。
道家对烹饪工艺的贡献是，将道教炼丹的“火候”概念引进烹调的制作。炼丹本是道教修炼的方术，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某些药物的熔炼、熬制加工成丹丸药饵服用；一是以人的精、气、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功的修炼，凝聚成内丹。这种炼丹以神为体，意为用，在修炼中对意念的把握称为“火候”，这一概念用在烹饪中，就是在对食品加热制作过程中，使火力的大小强弱能恰到好处。在唐代以前的烹饪用火，只有“火齐”、“火剂”的说法，从唐代以来什么大火、小火、微火、文火、武火、明火、暗火、余火、活火等丰富多采的用火技术，使食品的制作具有多种口味，所以唐人笔记《酉阳杂俎》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善于用火的道教观往往能制作美味佳肴，泰山斗姥宫的金银豆腐、武当山紫宵宫的芝麻山药、青城山天师洞的白果烧鸡都蜚声海内外。以养生为尚的思想发展出一套进食之道，孙思邈在《五味损益食治篇》等著作中提出“饮食有节”，主张少吃多餐，认为“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又说：“一日之忌，暮勿饱食。”进食时要保持精神愉快：“人之当食，须去烦恼；食归熟嚼，使米脂入腹。”进食后用“温水漱口，令人无齿疾口臭。”“凡清晨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系统地提出进食的卫生保健知识，是饮食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
佛家饮食思想：茹素修行
中国佛教并非土生土长，它是从二千年前由印度传入本土，与中原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教派，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一大特点是，在饮食上以茹素作为斋戒，形成禁欲修行和素食的制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在印度佛教中的小乘教派并不笼统地反对吃肉，《十诵律》说，僧人可以吃三种净肉，即不是自己杀的，不是亲眼所见和亲耳听说别人杀的就不在禁忌之列。中国佛教的禁止肉食，是从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舍身献佛而首倡的饮食制度。在公元511年他亲自公布《断酒肉文》，劝导佛教徒严守不杀生的戒律，并身体力行。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尸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尸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尸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虫，虽已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以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具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于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于前。所以如此，既亲达轻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于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于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
禁止肉食是中国教派从大乘教义中引伸的戒律。佛教讲究三界轮回，因果报应，今世通过斋戒修炼，来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所禁忌，才能做到“法正”，即“法食”或“正食”。食，在梵语中称阿贺罗，是有益身心的意思。法食就是遵循法制之食，依法之食必然是正食。适合僧侣的有五种净食，食物用火烧熟的谓之火净；用刀去其皮核的谓之刀净；以爪去壳的谓之爪净；将果物蔫干，失去生机才取食的谓之蔫净；取食被鸟啄残的食物谓之鸟啄净。不能做到火净、刀净、爪净、蔫净、鸟啄净的就是“邪命食”，这是佛家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