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计划写这本书到完成已经三年有余。事实上，这本书不仅是想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勾勒围棋心理学的轮廓，也是对自己一些散乱的思考的一次梳理。在本书基本成稿之际，我在香港逗留的最后一天偶然在学校的书店里发现了谢军译的卡斯帕罗夫的新著《棋与人生》。这次不期而遇让我惊喜而又忐忑，因为，我对自己这样一个棋艺平平的围棋爱好者是否有能力写这样一本书一直有顾虑。棋界的朋友有鼓励的，也有干脆利落说我“不懂”围棋的。现在卡斯帕罗夫写出一本非技术的棋书，而且用的大量是心理学的观点和成果，作为学心理学又在教心理学的我，固然有期待也有不安。于是，我在回美国的旅程中读完了这本书。
与卡斯帕罗夫的神交解除了我先前的一些顾虑。我发现他书中的许多观点与我有共同点。固然我们的角度是不同的，作为一名顶尖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是从经验感性出发上升到理性的总结，其中有大赛的体验，争夺冠军的艰辛，其独特性和强烈性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内行得出的真知灼见有不可取代之处。我作为心理学者，采用的是更为理论化的、系统化的描述。但是，在有关战术和战略关系的问题，关于快棋和慢棋的差别，关于直觉的作用，我们有相当接近的看法，甚至我们同样都引用了毕加索关于电脑的局限的话！关于是否“懂”围棋，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九段高手可能讲不出多少关于围棋的学理来，而一个水平显然不到九段的棋手也许能将棋理讲得十分透彻。这在心理学上已经是进入教科书的经典的“专长”现象。这就像小说家不一定说得清楚小说创作的原理，而小说理论家未必都能写小说的道理。当然，最理想的是像卡斯帕罗夫那样能文能武，能入能出。
读卡斯帕罗夫的书让我颇为吃惊的是，根据卡氏对国际象棋在战术和战略特征的描述，你几乎能够得出围棋和国际象棋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结论！记得胡荣华在《黑白之道》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我在本书中一再强调围棋和国际象棋或象棋的差异。如何解释这里的同和异？我猜测，这种相同性是由于人的大脑的限度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国际象棋1050的搜索空间还是围棋10170的搜索空间，对于电脑可能差别很大（否则就不会有“深蓝”的战绩），对于人脑则差别不大。国际象棋下了数百年，依然新意层出不穷，依然有挑战，把从头到尾的变数都下完的可能，现在还看不到。这就使得着眼“未来”的战略思考，依然是指导战术运用的重要向导，虽然这里的“战略”和围棋中战略的深度、广度，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在“不确定性”和思维的模糊性问题上，围棋可能依然与国际象棋有质的差别。这也可能是电脑围棋无法有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
卡斯帕罗夫在书中论述了国际象棋中具有普遍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如创造性问题，灵活性与一贯性问题，直觉与分析问题，人才问题，人工智能问题，对于认识围棋和其他领域都有直接的可应用性。我在最后的《文化篇》中对卡斯帕罗夫的精彩论述，尤其是人机互动的远景，做了介绍。
本书在内容和目标上与《棋与人生》还是有差异的。卡斯帕罗夫的书带有较浓的“励志”的成分，而我的这本小书限于学术性的探讨，着眼的是形成一门“围棋心理学”的可能。除了对围棋做心理学的探索外，这本小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挖掘它的更广泛的认识和实践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习惯于将“深奥幽玄”的东西仅仅做审美欣赏，而不屑于阐述其中的认识论价值，用“道可道，非常道”来打发，作为古人可以理解，对今人则说不过去。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对复杂系统的分析，又常常满足于技术主义分析，做机械论的简化（这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可以见出），形式上解决了问题，实质上问题还在那里。记得杨振宁博士说过，科学研究应该从现象开始，而人的现象与物的现象是有根本差别的。怎样走出中国人自己的一条道路来，是未来的挑战。
邱百瑞教练用“功德无量”四个字形容我的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自居，但是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勉励。我曾经对王元八段坦陈我对研究围棋心理学的心情，那就是八个字：力不从心，义不容辞。好在治学和科学研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能耐大小都能做贡献；最终来说，科学进步不是靠个人而是靠许多人连续不断的努力（有时是几代人的努力）。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这项工作。
借此机会，感谢对这本书有过帮助支持的朋友和机构。远在洛杉矶的同窗挚友贺镭是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在这本书写作中给了我许多具体的指点和帮助。学长方克强自始至终是我的精神后盾，给了我完成这本书的信心。《黑白之道》和《境界》的作者胡廷楣也多次提供写书的心得和建议。他在《境界》的“后记”中提及我当年从事围棋心理学研究的最初冲动，这一晃就是十多年，让人感慨。周泽雄、何云波、周圣伟、华大明、肖强等朋友也不吝赐教，惠及此书。另外承蒙王元八段的惠顾和赏识，有几篇小文曾在《围棋天地》上发表，遂有写作此书的念头。《围棋天地》编辑彭宁辉、姚文晖为这些小文的发表做了不少案头工作。谢裕国教练、邱百瑞教练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上海应昌期围棋学校的金维良校长、殷忠伟老师、王玉兴老师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配合。我的助研陈红雨对本书的最后校读和加注也倾注了大量时间。最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SUNYResearchFoundation）在我多年的研究中先后提供了专项资助使我得以穿梭于太平洋两岸，完成这项阶段性的工作。在此一并鸣谢。
—2007年8月15日记于奥尔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