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的机遇在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利用国际经济资源；挑战则在于，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摆脱旧体制的羁绊，经济体制转轨滞后、市场环境长期不完善，那么不仅难以吸引国际经济资源，而且本国资源也可能外流。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发展必需的资本、人才、技术等稀缺资源在哪里落户并不听从政府指令，它们几乎受到各国各地的欢迎，它们在哪里落户，除自然条件之外，最重要的是看哪里有适合发展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各地间的竞争从表层看，是争取全球经济资源的竞争；进一步看，则是市场有效性的竞争、是公共环境水平的竞争。而能创造和维护有效市场机制和良好公共环境的是政府。因此，本质上是政府职能定位和行政效率的竞争。中国加入WTO表面上最大的压力在产业和企业，而实质最大的挑战则是体制转轨和政府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改革是决定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一个关键。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政府的责任
2003年SARS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尽管发展经济是解决各种问题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不能取得基本的平衡，那么造福大众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目前我们正走出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是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二是长期积累的经济与社会、人和资源环境不协调的矛盾迅速显现；三是这一时期也正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就是说，这一时期即充满机会，也充满矛盾。党和政府以怎样的理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驾驭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期，对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关键意义。
实际上，过去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快速发展也制造了大量的不均衡。目前城乡发展的不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收入分配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人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已经到相当的程度，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的时候了。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民得到福利。
但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长期效益和环境效益，完全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是很难做到的。企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仅凭他们的自发倾向并不必然可实现协调发展。企业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也是直接和间接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责任单位；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同时，往往也会制造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实现科学的发展，涉及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对外开放、强化法制保障、实现社会公平等。这一切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和有效监督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尽管市场经济成功的根基是市场，但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仍负有特殊责任，发挥关键作用，特别在体制转轨时期更加明显。这是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
三、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可以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政府改革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制政府，推进科学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当前，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业和社会自主治理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围绕重新界定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约束力增强，特别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建，使政企分开具备了基本条件。此时，政府职能应尽快从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及时转向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是说政府是制定市场规则和监督框架的主角；企业在竞争中创造经济增长；社会组织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提供服务。三者相互独立又协调互动，才能构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因此，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作用涵盖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社会保障、城乡和区域平衡等；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内部效益，但会损害公众利益的领域，如资源、环境、土地等；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
企业的行为必须受法律法规的约束，同时政府必须承认企业的独立地位。
只要依法经营，企业内部事务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企业行为有大量的“外部性”影响，对社会而言，有的是正面的影响，有的则是负面的。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部分则是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利用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府工具进行积极管理的领域。
2.政府要承担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在政府管理中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政府职能的弱项，温总理指出，各级政府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职能。目前，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这些又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甩掉那些不该管的事，认真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保障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例如，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而财富的分配则与政府政策直接相关。分配的状况又会反作用于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稳定。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向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使更多人群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要给居民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如此等等，这都是任何社会组织不能替代的政府的社会管理责任。
3.培育有效率的市场
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作用，不能否认政府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有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性来体现。
构成一个公司的竞争优势的因素并不全由公司内部决定，相当一部分来自公司之外，即公司所在地域的环境。利润动机驱使企业携带其掌握的经济资源不断流向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地区。国家或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看政府能否创造支持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商业环境。如果本区域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投资者进入；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商业环境，一些企业和投资者将远走高飞，另做选择。政府为提高区域竞争力，能做的是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打造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吸引企业向本地区聚集。政府对企业更大的影响力往往是它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而不是介入竞争过程或直接干预。政府的竞争政策对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走出政府保护市场和企业的误区。给部分企业吃偏饭，就是对其竞争对手的歧视。好的市场环境绝不排斥竞争。相反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度是使当地产业和企业保持无休止的改善和创新、培育在新兴领域获得成功能力的关键。
4.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领域。投资体制牵动全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外资进入加快，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国家所有权到位，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条件逐步成熟。政府应从竞争性项目的经济性管制，例如企业投资的产业、投资规模、合作伙伴、经济效益等，及时转向社会性管制，如制定竞争政策，实行公平市场准入，发布市场信息，利用货币政策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对具体项目的外部性因素，诸如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全以及土地使用等进行社会性审查。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政府进行社会性管制的原则，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社会性管制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加入WTO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国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将取决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进程，其中政府改革处于关键位置。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唐铁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既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进展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一共进行了五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特别是1998年以来的5年时间的改革，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关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是在过去5年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改革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坚持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和依法行政的原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应当指出，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逐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不断得到改善，各级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1.努力增加公共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努力增加公共产品的数量，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特别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通过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点发展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初步形成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等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总量有较大的增长。如国家财政的社会文教费支出由1978年的146.96亿元上升为2002年的5924.58亿元，增长了39.3倍。
我国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三条保障线”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字，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已由1997年末的8671万人增加到2001年末的10802万人，到2003年为15506万人；1998年至2001年，仅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支出就达861亿元。到2001年底，全国97%的地市启动了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7629万人，到2003年为10902万人。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由7928万人扩大到10373万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体现在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指标上，即转移性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85年的8.91%上升到2002年的26.01%。
2.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公共服务投入的力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公共支持与保障。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我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相适应。其主要的标志就是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许多重要指标都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国财政教育经费及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199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617.83亿元；到2001年，增加到3057.0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2003年提升到3.41%。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996年的2857.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150.3亿元，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1996年的461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800.6亿元。2003年发生“非典”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增加公共卫生投入，取得了显著效果。
3.各级政府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为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有益经验
从中央政府来看，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关键，特别强调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服务行政”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并且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地方政府开始自觉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实行国民待遇、完善投资软环境等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各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施政目标。这一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述政府管理创新的做法和经验，对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