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的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一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在当今法治已成为各国崇尚的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所谓政治的制度化，在政治参与领域就是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即在政治行为法治化的前提下，开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制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1.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是民主权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是，现代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为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导致人人成为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决策者，而只能通过推选代理人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即代理人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行使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的所有和行使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各国政治实践又表明，这种分离又是权力异化的根源，易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使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又不失现代管理的效率，各国在选择间接民主的同时，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主要是政治选举权（包括罢免权）、政治结社权、政治表达权。通过政治参与立法，一方面使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化，权威化，使这一项重要的公民权不因政治代表人物的好恶而受到侵夺；另一方面，使政治参与经常化，制约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行为，使政府决策始终符合公众的目标选择。
2.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实现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还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集团、所有个人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在公民和利益集团认同的各种法定程序规则下进行，使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的秩序化对社会稳定而言，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减缓政治参与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由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使得无论是公民还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均须在一定的程序规则下进行，这种政治过程是程序化、规则化的，即从制度上合法地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超出现行体制承载能力的无限制发展，又提供了公民及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第二，使政治参与的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竞争在认同体制的基本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种种不稳定。遵守竞争程序和规则本身就意味着认同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它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奠定了法制基础。
3.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性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说道：“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出现了利益多元的社会趋势。在分配关系上，打破了旧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强调各人按照自己的贡献获取应得的利益，这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但在当前利益格局的转型期，由于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因而在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群众对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高，尤其当个人把他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参照物相比，觉得其应得而未得到时，就产生了怨恨与不满，甚至会出现挫折心理和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从而对政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制度，可以经常地、规则化地为各不同利益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场所和渠道，并通过利益表达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要求，扶持其利益的实现。因此，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使政府正确及时地洞悉公众的利益要求，制定更为公平的公共政策，缓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
4.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正常进行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要委托给具体的个人来行使。而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无法加以改变的。即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无法凭借浪漫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力量抵御权力的诱惑。面对利益多元化和世俗功利的计较和冲突，不受制约的权力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挑战是有目共睹的：权力的滥用，权力的专横，政治腐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等严重违背法治原则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
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之下，都存在权力对主体的腐蚀和诱惑。因此，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已经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共识，包括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权力的制约，舆论对权力的道德评价，法律对权力的确认和规制，人民对权力运行的介入和参与等。
其中，人民对权力运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反映着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决定着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人民通过议事机关决定国家的体制和分权制约的模式；通过选举选择权力的执掌者；通过立法决定权力的授予和运行；通过新闻媒体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合法性与合理的评价等等。其实，人民的这些政治参与权在任何一个宣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的宪法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可以找到。问题在于仅仅宣布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是不够的，要将人民这一重要的宪法权利落到实处，还必须将之法律化和程序化。
任何缺少法律程序的政治参与或监督制约，都不会对权力的非规范化运行产生有价值的校正作用。
二、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化的模式
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政治参与法治化的道路和模式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手段而建立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模式的，这一模式大的背景是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法治化。而我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建国以后的政治参与也并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而是一种道德化的政治参与，即政治参与是依靠道德教化，领袖人物的道德表率和个人权威来维持的。这种政治参与必然带有非理性、不规范化和易被鼓动的特点，民众要么对政治冷漠不参与，要么跟着领袖的指向和鼓动而处于一种狂热的政治参与状态，这样一种参与思维不时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显露出来，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民众政治参与的空前高涨、法治系统的不完善等等。
1.从经济参与的法治化到政治参与的法治化。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单一，政治法治化水平不高，人们处于一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之中，其政治参与仅仅依靠权威的政治动员，没有物质上的动力基础，人们参与政治的动力仅仅来源于一种“使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道德义务。当人们一旦发现权威的失误时，其政治参与热情会迅即转化为政治冷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赋予劳动者和经营者以更多的经济参与的自主权，使每一个人更多地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参与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和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经济主体立法，使传统单一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逐步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人们的参与开始越出经济共同体的范围，以利益集团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党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如立法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建立政府发言人制度，重大政策出台前的专家咨询制度，政府接待日制度，公务员的公开推荐和公开考试录用制度等。国家的立法也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维，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方位立法。选举法的修改、司法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一系列政治参与立法相继出台。这种先经济参与法治化的道路，逐步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培养了人们的参政意识，更重要的是将政治参与由过去的权威号召型（或称道德驱动型）逐步转化为利益驱动型，从而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