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日韩走向合作将是东亚合作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中日关系陷于“政冷”僵局，日本在历史问题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问题上采取“离间中韩”战术，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举步维艰的根源，也是经济实力远在东南亚之上的东北亚难以主导东亚合作的基本原因。韩国能否如其所言而在东北亚发挥“均衡者”作用，是影响未来中日韩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变数。
综上所述，未来5年左右的近期内，东亚区域合作将主要在以经济合理性为基础的功能性合作领域得到发展；未来10年左右的中期内，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等全局性合作有望得到实质性进展；未来10-15年的远期内，朝向“东亚共同体”的合作进程有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东亚安全格局的前景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突出特点，就在于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严重脱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亚安全格局受到美国因素的决定性制约和影响。其具体表现是：（1)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部署和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对地区热点问题采取了军事干预态势；（2)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坚持把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置于区域安全合作之上；（3)在冷战结构残存，各国间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的背景下，美国通过维持适度紧张局势来保持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主导地区安全局势。
未来10-15年，如果东亚经济保持持续腾飞势头、区域合作日益得到进展、美国的地位与影响相对下降、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趋于缓解，东亚安全格局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包括中美日在内的有关各国间的区域安全合作有望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如果这些条件都不会得到兑现，或其中一些条件难以变成现实，东亚安全格局前景将继续呈现充满不确定性“冷和平”状态，甚至可能持续恶化下去，区域安全合作也将难以得到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各国学者就未来10-15年期间东亚安全格局的前景提出了种种预测和蓝图。归纳起来，其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
1.“霸权稳定”模式
这种模式是从近中期观点出发，以美国的“一超”地位与主导作用为中心来构筑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东亚安全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为如下几种子模式（1)近年来在日本颇为流行的日美同盟下的日美中关系模式；（2)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的美中地区合作和美日全球合作相结合的模式；（3)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的由美国平衡中日的地区稳定模式。
2.大国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是从中长期观点出发，以未来美国霸权受阻、、多强”力量相对均衡发展为前提的东亚安全模式。这种模式在具体形态上又分为：（1)日本重新充当东亚经济“领头雁”的模式：(2)中国在东亚地区恢复主导地位的模式；（3)中日共同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模式；（4)中美日俄共同主导东亚安全秩序的模式。
3.多极均势模式
这是一种基于长远观点的设想，它以“一超多强”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或结为同盟来掌握东亚安全主导权为前提，以东盟的进一步发展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不断走向和解与合作为必要条件，设想未来东亚地区可能逐渐形成中、美、日、俄、东盟、朝鲜联合体等六大势力相对均衡、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东亚国际关系结构。
4．区域一体化模式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如果未来东亚热点问题得到解决或根本性缓解，区域经济合作不断进展，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得以形成，东亚地区就有可能走向区域一体化。
从近中期的观点看，东亚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之间的尖锐矛盾将很难得到消除；根据其各自不同发展趋势，两者既可以相互牵制，又可以相互促进，但两者将很难相互取代。迄今为止，东盟加中日韩（“10+3”）机制主要在推动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作用。近年来，有的国家也曾提议把“10+3”的对话与合作内容逐渐扩展到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领域。但在近期内，“10+3”机制显然不大可能就东亚安全格局做出实质性的设计与安排。反过来，美日、美韩等双边同盟和现有的一些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也不可能发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功能。
东亚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分离与对立，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东亚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两者逐步走向合流，可能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一种趋势。从对话与合作的内容和参加成员的权威性看，目前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合作机制无疑是“10+3”机制，而最主要的多边安全机制显然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这两者的功能难以相互替代，但却可以逐步走向合流。这一合流，在内容上将是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结合，在成员上将包括所有主要相关国家，在合作方式上将是克服双边同盟弊端的地区多边合作。
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趋势，归根结底将由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现实和各国对外政策的合力所决定。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应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推动政府间和“第一轨道”的安全对话与交流，就各种可能出现的东亚安全模式的利弊及其可能性、现实性进行共同探讨，为形成有利于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和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而共同努力。
二、未来中日关系的可能前景
未来10-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将主要取决于东亚格局、中日国力对比以及两国政经互动等三方面因素的演变趋势：
(1)中日关系与东亚格局有着天然的、永久的密切联系。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受到以大国关系调整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为主要内容的东亚格局演变趋势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将对东亚格局的演变进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中日国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包括经济力、军事力等“硬实力”和政府调控能力、外交力等“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对比演变趋势，将对塑造未来中日关系前景产生重要影响。（3)中日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将是直接构筑未来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
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前景无非有以下三种：
其一，走向对立或对抗，即两国间“政冷”局面继续降温，围绕各种矛盾与分歧的摩擦逐步升级，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甚至走向对抗；
其二，非敌非友状态。即两国间共同利益与相互矛盾同时发展，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维持一种稳定与摩擦交替出现的非敌非友状态；
其三，走向战略合作，即两国在历史、台湾、领土与海域等关键问题上重新实现历史性的战略和解，在此基础上走向新型战略合作。
在这三种前景中，第一种前景以两国政治摩擦失控、美国推动日本对华摊牌、出现台海冲突等极端局面为前提。而就目前趋势而言，这些局面出现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加以排除，但其可能性也并不太大。第二种前景，更可能成为未来近、中期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的一种常态，并且包含着或是向第一种前景、或是向第三种前景演变的可能性。第三种前景是21世纪中日关系的理想前景。从国际环境和中日相互作用的趋势看，近期内这一前景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如能克服转折期的摩擦与震荡，东亚如能持续走向区域一体化，两国关系就有可能迎来第三种前景。
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既是一个不完全以个别人或某一个方面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日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调节的政策选择过程。笔者认为，展望未来中日关系，既不能空谈超越现实的理想，也不能放弃对理想前景的积极追求。其主要环节包括两个方面：提出现实合理的未来展望与探讨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步骤。
未来5年，将是决定中日关系能否建立稳定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关键时期。中国将于2008年主办北京奥运会、2010年主办上海世博会，届时GDP预计比2000年翻一番，改革开放将上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将有新的提高。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改革上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政界重组进入新阶段，修宪进程实现重大突破，朝着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目标迈出新的步伐。在这一基本国情和政策背景下，中日将继续进行政策对话和具体磋商，并共同探索走向战略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增进相互了解和战略互信，消除战略误解和敌对感情，将是中日对话的核心课题。
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关系预计实现新的飞跃。中日贸易将进一步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中日贸易将进一步超过日美贸易，形成中、日、美、欧之间六对双边贸易规模大致相等的局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实现从小规模加工贸易型向大中规模本地化生产型的转变，中国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将逐步增加。中国将从日本政府大规模日元贷款受援国行列“毕业”，中日政府间经济合作将进入新的对等交流阶段。
以商务、留学、文化交流、旅游为中心的中日人员互访将再上一个新台阶，中日地方间交往将继续增加，中日信息交流和舆论互动将更为密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将明显增大。迄今为止，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经过“以民促官”一“政府主导”一“官民并举”等阶段，今后将日益呈现出“社会对社会”的全面交流局面，双方的行为体及其相互作用将更趋对称和对等，呈现多元化和网络化的特点。
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可能不断出现反复，双方政府将致力于把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双方各界和舆论的动向将对民族和解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日在台湾问题上能否化解矛盾，将取决于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和日美对华战略的未来演变趋势。
未来10年，将是新型中日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届时，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中日关系的内涵将日益从双边合作向地区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扩展。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理想目标将是致力于推动“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
（第四节）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双边层次上的对日政策
近年来，面对中日关系出现的新局面，国内一时间曾出现要为中日关系“求解”、“解套”的各类“新思维其中不乏脱离现实、急于求成的议论：有的迷恋于“蜜月期”的思维和手法，不能正视新的现实；有的主张抛弃以往方针，不惜采取对抗政策。经过几年来的讨论，国内各界对转型期中日关系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的对日政策调整也不断更趋到位，在对日关系上日益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前几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局面，是现阶段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利益碰撞的产物，也是向新型双边框架过渡期间出现的震荡现象。日本执政势力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屡屡挑战中日关系底线、中国对其做出相应反应，是“政冷”的主要根源。当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外交上坚持采取“韬光养晦”的低姿态。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对经济上“赶超欧美”的百年夙愿，已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采取了咄咄逼人、步步进逼的强硬姿态。
近代以来，日本在“脱亚入欧”过程中，形成了“与强者结盟”的外交传统，其主要结盟对象依次为英国、德国和美国。二战后，吉田茂首相决定与美国结盟，虽然也有自主选择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在美国占领下不得已而接受的一种现实。以这一同盟为起点，战后数十年来，日本从安全保障、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到民族心理等领域形成了全面的对美依存结构，各界精英、特别是在“美主日从”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精英，已把最初被动接受的日美同盟上升到了以“结盟说”、“海权论”、“共同价值观”等来主动制造理论根据的地步从日本外交的历史与现状看，近中期内日本在中美之间采取相对平衡、中立、公允的等距离外交的可能性极小。但从长远看，正视中国的崛起，主张在心理和政策上回归亚洲的呼声势必逐渐高涨。而美国的各界精英也一直在探讨日本的外交特性，预测其未来战略走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国对日政策的思路目前，美国出于其自身的东亚战略和对华战略目的，正利用日本欲占据对华关系制高点、掌握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心态，对其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愿望给予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美国的这种离间中日、“扶日抑华”的政策，是助长日本对华外交强硬化的重要原因。
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把未来10年左右视为抑制中国、争取东亚主导权的战略机遇期，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日方急于打破现状，正面突破，向1972年形成的中日关系框架发起了冲击，企图修正和重新制定规范两国关系的规则。因此，中日关系呈现出“日攻中守”的基本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日关系转型是国力、战略、心理的调整过程，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1)在双边层次，中国须成功渡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2)在多边层次，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台海等局势继续趋向缓和，东亚区域合作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一前提下，未来5-10年，将是中日走向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关键时期。
未来10年，中国对日关系的总体目标应是争取最佳前景，防止最坏可能，力保中间状态。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关系究竟将走向何种未来前景，是由国际环境、国力对比、政策互动、战略博弈、感情对立等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不能由中国单方面的意志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耐心、冷静、从容地加以应对；应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焦躁心态，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不宜采取过激或过软的“休克疗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对日睦邻友好合作政策、以对话和谈判解决相互分歧的方针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又应避免向日本发出可以任其在中日原则底线上“得寸进尺”、“以强硬占便宜”的错误信号。对日本在历史、台湾、领土与海域问题上的挑战，中国必须而且只能给予坚决回应。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和中日关系的无数事例早已充分证明，单方面的示好和示弱都不可能得到对方的赞许和回报，只能诱发对方误判形势、更加咄咄逼人的困难局面。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追赶日本，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虑之中。从中长期的观点看，未来的时间对中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