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外交关系正常化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1972年以后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复交30余年来，中日关系经过“政热经热”阶段，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这里所说的“政冷”，就其性质而言已截然不同于敌对、交战或断交状态，是指正常外交关系条件下的“政治关系相对冷淡化”现象，是以两国间政治关系不破裂为限度、并受到中日双方控制和管理的一种“政冷”局面。
在双边关系中，政经互动方式呈现出两种基本的方向性。
其一是指一个领域强烈地影响和制约另一领域的单向性。例如，中日复交之前，两国间政治关系的隔绝状态对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则很微弱。
其二是指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相互影响的双向性。例如，现阶段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就呈现出这种政经互动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无非有三种演变趋势：“政冷经热”长期化；“政冷”导致“经热”降温：“经热”促使“政冷”升温。
政经互动呈现出两类影响方式（1)政经相互促进的“正影响”；(2)政经相互排斥的“负影响”。所谓“政经良性互动”，就是指两国政经互动中“正影响”起主要作用的局面。
冷战状态下的中日关系，是“政冷”对经济关系产生“负影响”的典型案例。1972年中日复交后，出现了“政热”促进“经热”的“正影响”局面。中国于1978年底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中日经济关系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经热”促进“政热”的“正影响”局面。
说到底，近年来中日之间出现的“政冷经热”现象，正是政治关系的“负影响”和经济关系的“正影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复杂交错的局面。
1972年以前，中国的“政经不可分”和日本的“政经分离”两种方针曾尖锐对立。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在中日友好的政治氛围下，两国经济关系实现了由“以民促官”向“官民并举”的转变，进而向“以官带民”发展，这一时期中日间政经互动、官民互促，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良性循环局面。
20世纪9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比起80年代着实上了一个新台阶。在21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能否更上一个新台阶？这归根结底将取决于中日双方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能否保持良性循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看两国能否实现政治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良性互促。
二“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的恶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力学结构出现了新的局面，两国关系的规则体系进入了重新调整的震荡期。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中日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却出现了不容乐观的倒退趋势(参见图8-4)。这两种趋势的总体特征就表现为“政冷经热”。
相互依存
21世纪初，中日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盘根错节，恶性循环。
(一“历史问题”已成为“现实问题”
中日关系不同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深受“历史问题”的困扰。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如今却唯独中日关系深受“历史问题”的影响。这是因日本与其他列强具有以下区别（1)日本是曾欲灭亡中国、并实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唯一国家；（2)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馨竹难书；（3)目前日本执政势力否认和美化侵华历史的动向愈演愈烈，不断挑起历史问题摩擦。
近年来，日本政府和政界出现的否认和美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动向，从根本上动摇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史问题”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战后，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着手为在中日间建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新型关系而做出努力。中国在遣返在华日本人、释放日本战俘、照顾日本在华孤儿、放弃战争索赔等举措，充分反映着最大限度的宽容精神。1972年中日复交，是中国的上述方针的集中体现。
然而，中日复父10年后的1982年，日本政府指令篡改中学教科书中侵华历史内容的“教科书问题”，开启了两国间“历史问题”这个“魔瓶”。从那以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政府对美化侵华历史的教科书进行纵容的问题以及日本政要发表否认侵华历史言论的问题，成为一再点燃中日“历史问题摩擦”的三大导火索。
日本至今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其侵略历史，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根源。
1.从国际原因看，战后国际社会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罪行
首先，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先是“虎头蛇尾”，后是“放虎归山”。从战胜德国的1945年5月到战胜日本的1945年8月这3个月期间，美国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战后苏联的实力和影响怀有戒心，其对日占领政策与那之前的对德占领政策相比发生了转变。美国决策层采纳了原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等“日本通”们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对德占领政策的对日占领方针：
(1)保留天皇，对其战争责任不予起诉和追究；（2)对日实行单独占领，不让苏联参与对日本本土的占领；（3)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对日间接统治，而不是实施直接军政统治。
1946年以后，美国把以惩治日本、防止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为目的的“初期占领政策”改变为把日本扶持成防范苏联的“东方防波堤”的“后期占领政策”。在“后期占领政策”下，美国在依法惩处东条英机等一部分战犯以后，对尚未惩处的更多战犯嫌疑人则予以释放，使其大举重返日本政界和其他各界主流地位。美国的这一“放虎归山”政策，是导致日本跳过彻底反省侵略历史这一课的起始原因。
其次，由于战后亚洲各国普遍尚处于刚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贫弱和混乱局面，加上又经历了中国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连绵不断的战乱状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来敦促和监督日本彻底清算其侵略罪行，后来数十年间也未能形成足以敦促日本彻底反省侵略历史的强大的国际舆论。美国作为对日本具有最大影响能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却对日本国内的历史翻案运动采取了沉默不语的放任态度。
在这种战后国际环境下，日本不仅未能实现国家与法律层次和民族内心深层的反省，而且把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美)”心理保留下来，继续维持了对亚洲邻国的优越心理。在战败问题上，日本精英层中弥漫着如下认识，即声称败给了美国，而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胜王败寇论”、“战争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东京审判是胜者强加给日本的不公正审判”、“日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错误地与德意大陆势力结盟”等谬论长期泛滥在日本社会。至于对中国等亚洲邻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抢先在战败时有组织、大规模地毁灭了罪证，在战后长时期中又采取了百般抵赖、拒绝承认的作法。
战后60年间，日本当年犯下的侵略罪行远没有得到清算，而且被长期束之高阁。随着东亚各国经济上的崛起和政治上的觉醒，理应和已经开始由自身的影响能力来推动这一原本缺失了的清算过程。当然，这种迟来的清算将主要是精神、道义、心理等层面上的，在物质层面上的补偿也将主要是属于象征性的、精神补偿性的东西。
2.从日本国内政治原因看，长期执政的右翼保守势力阻止了反省侵略历史的进程
战后初期，在美国的“虎头蛇尾”、“放虎归山”政策下，日本很多战犯嫌疑人逃脱了惩治而被释放，不久后就陆续恢复了社会地位，回到了政界，其中有一部分战犯嫌疑人的社会地位竟达到了首相、外相等位置。这些势力掌权以后，其思想体系并没有与过去的侵略政策划清界限。
在战争势力复归政界和占据执政党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日本始终未能就那场侵略战争形成国家层面上的正式见解、法律层面上的统一判定以及民族心理上的深刻反省。由于缺失了国家、法律和民族层面上的由衷反省，因而迄今为止，日本社会中反省侵略历史和否认侵略历史尚均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至于每一时期何者占上风，则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倾向在政治势力、社会思潮和媒体舆论中的力量对比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使其整个社会及其舆论越来越“向右转”，朝着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方向越走越远。以社会党为主要政治代表、以很多重要媒体和和平团体为载体的和平主义势力与思潮大为衰退，多元化的舆论环境受到侵蚀。与此相对照，一批新生代的右翼鹰派政治家采取对外一味强硬、哗众取宠的手法，竟能屡屡得手，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再升高。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一直致力于强化对执政党的控制，并不断地推动着篡改和抹杀侵略历史的进程。在这股势力的推动下，战后日本中小学历史教育中长期施行“去历史化教育”，即对涉及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近现代史阶段基本不予讲授，或以极其粗略、扭曲的方式进行讲授，在各级升学考试时则基本上不出现有关侵略历史的试题。日本长期进行“去历史化教育”的结果，教育和培养出了一二代不懂侵略历史的新生代。战后60年间出生或成长的日本人，既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侵略战争，也没有在学校中学到真实的近现代史知识。这些战后新生代日本人，大部分成为不关心政治、随舆论导向而随波逐流的“沉默的多数”，其余少部分则分化为极其强硬的少壮派鹰派势力和坚持反省侵略历史的和平主义势力。
日本缺失了国家层面的历史反省，其几代日本人已在扭曲的历史观下成为社会主流，因而其与亚洲邻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及早补上历史反省这一课，将是日本在21世纪更好地与亚洲邻国和睦相处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日关系真正实现“历史问题历史化”的必由之路。
3.“现实摩擦”背后是“历史因素”
“历史问题”不断制造出的民族感情对立，使中日解决政治摩擦因素、走出“政冷”低谷的难度大大提高。中国的其他任何对外关系都不像中日关系这样受到历史因素的如此重大影响，从而也不像中日关系这样难以单从战略角度出发处理现实矛盾与摩擦。
如果与中美、中俄、中欧关系进行一番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日关系中“现实问题历史化”的特殊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霸权行径和打压中国之举不断引起了中国人的厌恶感。从1993年7月23日美国强行检查中国“银河号”货轮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美国制造的一件件挑衅事件一再激起中国人的愤怒。然而，各类民意调查却显示，中国的被调查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回答“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哪国”、“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哪国”这两个问题时，选择的答案往往都是美国。中俄关系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和解和90年代以来的长足进展，已成功地超越了近代和二战后的历史恩怨，走上了战略合作轨道。至于欧洲各国，中国人对欧洲文化、思想和制度更是有着难以言尽的距离美和理想化的憧憬。可见，中国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地区的关系都没有像中日关系这样深刻地受到负面历史遗产和现实冲突因素的影响。
中日关系出现“政冷”局面，是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战略利益碰撞的产物，是两国关系向新的双边框架过渡的“磨合”期出现的震荡局面。这一局面的显着特点，就是“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X如果没有“历史问题”，中日相互戒心和防范不会如此之深；如果没有“现实问题”，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亦不会如此难以解决。
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及其内阁的对华强硬姿态，是推动“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恶性循环的元凶。
在历史问题上，小泉首相连续五年参拜了祭祀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破坏了中日复交时关于历史问题的基本共识，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至今。
198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率领全体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曾首次引发与亚洲邻国间的外交危机。第二年的8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就首相和阁僚参拜问题发表了如下谈话：“要重视国际关系，切实考虑邻国国民的感情。”中曾根首相也从这一年起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时隔11年后的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以更低调的方式再次重演了参拜——遭到抗议——停止参拜的一幕。只有小泉，不顾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东亚邻国的强烈抗议，一再坚持参拜，开创了罕见的恶劣先例。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日本政府对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二战甲级战犯及其发动和指挥的侵略战争予以肯定。这样的举动，永远不可能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的原谅。试想，假如德国领导人膜拜希特勒，犹太人会善罢甘休吗？法国人能坐视不管吗？国际社会有可能无动于衷吗？
2001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揣测：小泉是真的不知道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毁灭性影响呢？还是明知故犯，存心要毁掉中日关系呢？小泉的举动本身逻辑混乱，充满矛盾：明明是“参拜”过了，又称“不影响中日关系”；刚刚就侵略历史表明了“道歉和反省”，转身又扬言将“继续参拜”。
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中日复交30余年来，没有哪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哪一任首相是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的。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决定性影响能力。远的不说，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几任首相，无一人是靠参拜靖国神社而当上和保住首相宝座，也无一人是因未去“参拜”而下台的。再则，“参拜”也并不一定能增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反对参拜的那部分大量选民的选票。
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其重要目的无非有二：（1)以强硬姿态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其执政地位；（2)企图强行改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重新制定两国关系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