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诞生，结束了满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废除清王朝地方建制制度，实行省、县二级地方建制。1921年，阎锡山在阳曲县城（今太原市城区）置太原市政公所，开辟了“市”级地方建制的雏形，与县无从属关系[1]。1927年，民国政府开设“市”一级地方建制，遂将当时的省府所在地阳曲县升置太原市。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核准太原市为山西省府，这种建制一直延续至今。自辛亥起义始，太原经历了军阀统治、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饱受了连年混战、兵匪劫掠和异族侵略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太原大地以崭新的面貌迎来了新生。
山西地处北京畿辅之西，地势险要，为正太、京绥两线枢纽，东出娘子关可截断京汉线阻挡清军南下，北出大同可直捣北京。太原之位置为全省之中，石岭关、罕山、石千峰环峙，汾水阳曲诸川环流，形势雄壮，历来被视为军事重镇。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程中，太原辛亥起义不仅推翻了满清在山西的统治，而且使晋、陕两省的革命势力连成一片，影响了整个华北地区，还截断了反扑湖北武昌起义清军的退路。孙中山先生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2]。
（一）风雨前夕：起义准备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吸收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同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至1906年，在日留学生中的山西籍同盟会员人数已达北方各省之首[3]。同盟会员荣炳、景定成、谷思慎等人先行回国，一方面在山西大学堂进行演说，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在山西武备学堂和山西新军中发展同盟会员，秘密培植革命力量。而由山西武备学堂选拔的赴日留学生中，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四人也成为同盟会中仅有28位成员的秘密军事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同盟会山西分会的一切努力均为之后的太原起义奠定了较为坚固的革命基础，阎锡山等人回国后在山西新军中取得了实际领导权，成为日后起义的重要领导力量。
创刊于1907年底的《晋阳公报》是当时山西省首家正式发行的民办报纸，创办者均是回国的留日学生。该报用通俗流畅的文笔介绍新思想，评论时政，巧妙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与黑暗，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很有影响，销路颇广。作为同盟会在山西的机关刊物，《晋阳公报》是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晋阳公报》报馆（遗址即今太原市五一路54号）也是同盟会员进行革命的活动场所。此时的太原已经成为同盟会在山西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有桥头街基督教浸礼会、宁化府五台会馆、《晋阳公报》报馆等主要联络点[4]。为了扫除山西革命的障碍，同盟会充分利用《晋阳公报》的舆论作用，大肆披露时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及其助手夏学津的桃色新闻及政治黑幕，最终导致丁宝铨降职调离山西、夏学津等人革职查办，这就是山西近代史上有名的“倒丁运动”。
（二）狄村誓师：光复太原
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的革命战略部署，山西革命党的任务是待南方革命军行至河南即出兵娘子关，协取北京。丁宝铨等人离晋后，原江苏布政使陆钟琦接任山西巡抚。此人虽正直清廉，但顽固愚忠，极端仇视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响应，至10月22日，陕西光复并宣布独立，山西革命党亦积极筹划响应。10月25日，陆钟琦紧急下令平阳清军布置河防，预防陕西革命军进入山西；同时分化革命势力，欲将驻防太原的山西新军之第一、二两标开至临汾、代县，第八十五标分批开赴晋南蒲州，第八十六标开拔晋北雁门关，而且必须在10月28日前离开太原，违令者“砍头论处”。此计划尚得实现，太原起义则更加困难。为局势紧急所迫，温寿泉、阎锡山、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在“五福庵”黄国梁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提前起义的决定。
1911年10月28日，为掩饰清抚陆钟琦疑窦，八十五标标统黄国梁率领标本部向晋南出发，将本标所辖三个营留在太原，由阎锡山从中运用，使之参加起义。在争取高级军官时，八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向来同情革命，已经回到城内寓所，于是督练官苗文华表示响应；曾留学日本的第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军队中威望较高，同盟会员便推举他为革命军司令官，姚以价当仁不让、慨然允诺[5]。次日凌晨，第八十五标第一营、第二营一千余名官兵在太原狄村军营誓师动员，姚以价发布《子夜宣言》[6]，痛斥满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申明军纪并布置了作战任务。之后，革命军向太原城急行。拂晓时分，革命军行至首义门，由杨沛霖与李成林二人在城内接应打开城门，随后革命军兵分二路，一路经海子边、桥头街、柳巷、北司街直奔巡抚署，成功攻克抚署，同时夺取子弹库、藩库和大清银行等处。巡抚陆钟琦及其子、协统谭振德等人被起义军打死。另一路炮兵营将炮位设在小五台附近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向太原城内的满洲城轰击，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至此，太原起义成功，遂推举阎锡山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杜上化为总参议、姚以价为总司令，成立山西军政府；同时出榜安民，通电全国，宣告太原光复。随后，阎锡山派兵三路，分别向娘子关、代州、临汾一带进军，以抵挡清军反扑。
首义门，其前身即明代太原府城的八座城门和关城之一的承恩门。承恩门最初名为“太平门”，后改为“承恩门”。它的规模和形制仅次于迎泽门。城内晋王府的府门越过红四牌楼与承恩门相对，皇帝的诏书圣旨就由承恩门传入，而城中朱氏王族亦多由此门出入。承恩门门首曾有雄壮的城楼，大城外有月城，月城上建有箭楼。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承恩门因大火毁于一旦。光绪十三年（1887年），承恩门重建后得名“新南门”，太原辛亥起义之后更名为“首义门”。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解放军利用强大炮火的掩护强攻首义门，使这座雄壮的古城楼重创于炮火。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因旧城垣、首义门、城楼及关城破毁严重被拆除，在原有地址上新建了今日的“五一广场”。
当时，北方起义除邻省陕西，只山西一省；而太原地处京畿要地，清政府闻讯震惊之余，即派重兵开赴石家庄镇压山西革命。革命军据守娘子关，1911年12月被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攻破，姚以价被迫率部撤回太原；当月12日，阎锡山等率部退守晋北，清军随即攻入太原。次年初，南北停战议和，欲借议和之机实现控制山西的袁世凯，对阎锡山等率部南返则表示极力反对。为使北京政府承认山西起义省份的地位，阎锡山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求援。孙中山为山西事与袁世凯力争，表示“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议和破裂，在所不惜”[7]。议和结束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阎锡山韬光养晦，消除了袁世凯对他的猜忌，于1912年4月4日率部回到太原，重掌山西军政大权。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应晋督阎锡山之邀，乘坐专列抵达太原，当晚宿于南城小瀛洲。翌日，山西各界人士在山西大学堂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高度赞扬山西响应南方起义并为革命牵制清军南下的功绩，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建设国家。9月20日，孙中山在文瀛公园与山西各界人士见面，他登上劝工陈列所阁楼二层，向众人宣传三民主义，鼓励实业救国。
文瀛公园，太原市最古老的公园，迄今有600多年的历史。它历经明代、清代、民国三个历史时期，辛亥革命后正式称为“文瀛公园”。公园位于太原市中心区的海子边，距五一广场很近，占地面积11.9万平方米，其中文瀛湖面积为3.96万平方米。文瀛公园历史久远，曾数次易名：为纪念孙中山太原之行，1928年曾改为“中山公园”；1937年更名为“新民公园”；1945年改名为“民众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公园”；1982年更名为“儿童公园”，2009年，恢复原名“文瀛公园”。园内现存有孙中山纪念馆（劝业楼）、革命烈士纪念碑、琉璃塔、状元桥、崇德庐贴及原山西省省立一中旧址，还有国内唯一的木结构万字楼等建筑。文瀛湖也被称为辛亥革命活动旧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劝业楼，原名劝工陈列所，兴建于1905年，位于文瀛湖畔，是一座歇山式屋顶的二层楼房。1903年，清廷实行“新政”，开办工艺总局，周学熙担任总办。工艺总局在各地下设“考工厂”，以达到“考察本国外国商品，激发工业家之观感”为目的，从而开通民智，推动工商业的进步。1907年，奉清政府农工商部饬，全国“考工厂”均更名为“劝工陈列所”，实质上成为了当时国内外工商业新产品的展销和推广中心。2001年，时逢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1912年孙中山太原之行，劝业楼修葺一新，改为“孙中山纪念馆”。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之际，辛亥革命活动旧址劝业楼正式对外开放。劝业楼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省唯一一处以图片展览和实物陈列的形式集中介绍孙中山先生革命生平和山西辛亥革命的历史纪念馆。
太原辛亥起义历时较短，阻断了南北交通，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为响应南方起义以及全国光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山西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军阀统治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一方面以武力镇压革命，一方面秘密与革命党谈判。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早日实现共和，南北议和达成共识，由袁世凯出面逼迫宣统逊位，而条件即是由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由此开始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时期。同年十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随后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5年，为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从而实现复辟野心，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随后，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等地相继响应起义，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忧疾而亡。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死后迅速分裂，开始了民国军事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始，阎锡山在山西的军阀统治长达38年。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他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措施，稳固了山西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使山西在军阀混战中保持了割据闭锁局面，客观上促进了山西近代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时，山西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一）阎锡山与山西政局
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4年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继续深造，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太原辛亥起义之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从此，他开始了对山西长达38年的专制统治。
1913年春，阎锡山宣布脱离国民党；同年5月间，他与陕西都督张凤翙及北洋军人共同发布通电，公开辱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同盟会员，背离革命道路，依附于袁世凯。继而他又听从袁世凯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经过一系列的输诚示忠举动后，阎锡山获得了袁世凯的充分信任。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积极拥护，首先向袁世凯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全面否定辛亥革命，力劝袁世凯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袁世凯称帝后，于当年12月21日加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省长。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运动”，亲任陆海军大元帅，征讨段祺瑞。阎锡山早已背离了原来的革命道路，他派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讨伐“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
在经历拥护袁世凯称帝、征讨“护法军”的失败打击后，野心勃勃的阎锡山暂缓向外扩张，转而全力经营山西，使山西在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保持多年和平。
1917年前后，阎锡山为了割据自保，实行“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的策略，韬光养晦，积极储备实力。至1924年，山西在多次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他所倡导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等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