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史遗迹
（一）贞观宝翰碑
唐太宗对于发迹之地晋阳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视其为第二故乡。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太宗下诏将于次年二月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年五月，并州僧道、故旧上表，以太原王业所基为由，请他明年登封之后，临幸太原。唐太宗在武成殿赐宴。席间，太宗流露出对太原往事的留恋。当问及民间疾苦时，太宗故旧对太宗的功绩大加赞扬，并再一次请他重返并州。唐太宗当即表示：“飞鸟过故乡，犹踯躅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岱礼若毕，或冀与公等相见。”[86]但后来由于天象不吉，停封泰山。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年底班师，来到太原。次年正月正月二十六，他到晋祠游览之后，写下了《晋祠之铭并序》（简称晋祠铭）的碑文，即著名的“贞观宝翰碑”，俗称唐碑。碑文赞美了唐叔虞的功绩与晋祠风光，祈求神灵保佑唐朝江山。晋祠铭碑高1.95米，宽1.20米，厚0.27米，以行书写成，全文1203字，28行，每行44—50字不等，碑额为飞白体，此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唐太宗具有非常深厚的书法功底，此碑书法刚劲挺拔，飘逸洒脱，堪称我国古代艺术珍品。晋祠铭碑的拓片曾广为流传，唐朝政府还将其作为国礼赠送外宾[87]。此碑现竖立于清朝中叶重建的“贞观宝翰亭”内。因年久风化，有些字出现剥蚀。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太原知县周宽与当地绅士杨二酉请长于书法的杨堉将民间搜集的原碑拓本摩勒上石，刻成新碑，立于亭内西侧。
（二）华严经石刻
除《晋祠之铭并序》外，由武则天作序的《华严经石刻》也是太原现存的国宝级文物。石刻现存64通，陈列于晋祠十方奉圣禅寺院内的南北碑廊中。它是则天女皇尊崇佛教的见证，也为后人留下了唐代大量风格不尽相同、韵味各自流芳的书法作品。石经原藏于离晋祠5公里的风峪沟风洞内。《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武则天称帝之后，更尊崇佛教，曾令于阗国僧人实叉难陀将这部著名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共有80卷藏于宫中。武则天晚年愈加笃佛，如何将这80卷佛经变成石刻，藏于文水与晋阳一带的名山大寺，以保佑王朝，就成了这位女皇的一件心事。故这部刻经又被称作《风峪华严石经》。
唐显庆五年（660年）春，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陪高宗李治驾幸晋阳。此次驾幸因三件事而起，一则天子巡视大军，以备东征高丽、百济，协助新罗统一朝鲜，以显天朝威仪；二则宴会恩授李氏晋阳亲族、有功文武，以示皇恩浩荡；三则携新立皇后武氏回乡祭祖，以耀皇威显赫。三月，天子在巡阅了大军的演武后，诏令苏定芳等择日出征，之后在参拜法华寺时发誓日后要“刊经藏寺”，以求佛祖保佑之。她在晚年传旨并州的地方官吏，要求组织名家照经书写，再采备上好石料，请精工巧匠刻于石，然后择日选寺，将其永久藏于名山大寺。此事后交宋之问办理，书法家吕仙乔等誊抄。为此，她还亲自作序以示圣心。刻于圣历二年（699年）的石经，经文四面书刻于126件高3.5尺、宽2尺的石柱上。第一件经幢正面刻着武皇序文，上有“圣历二年”字样，文中夹杂有19个其所创制的生造字。石经完成之后，女皇打算再幸并州，亲自主持安放仪式，然而，心愿一直未遂。六年之后，她退让皇位，还政于李，不久便撒手人寰，无从实现其“刊经藏寺”的大愿了。女皇既死，天下重归李氏，远在北都的这项工程，也就再难赓续。这也许就是《华严经石刻》虽已完工，却未入名山大寺的原因吧。清初，朱彝尊游晋祠时曾专程进入风洞参观石刻，并赋诗曰：“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置水边亭。”这批石幢，历经安史之乱和五代纷争损失了一部分，今存64通。
（三）太山龙泉寺地宫宝函
太山龙泉寺位于太原市西南二十公里的风峪沟内沙河北岸，南距晋祠天龙山风景名胜区5公里，北接蒙山大佛3公里，东距晋阳古城城池遗址3公里，是晋阳古城宗教祭祀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清道光年间《太原县志》记载，该寺建成于唐睿宗李旦景云元年（710年），在金、元两朝毁于火灾。明朝初期在原址重建。
2008年5月7日，太山文管所的施工人员在修建消防蓄水池时，偶然发现了一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由此，展开了龙泉寺塔基基址发掘的序幕。
塔基基址位于龙泉寺大殿向东约100米的山前坡地之上。塔基上部已完全损毁，只残留长方形塔基，塔基中部下方有一座地宫。
地宫墓道呈六角形，这样的形制在宋代颇为流行，而在唐代却十分罕见。如此特例，无疑对唐代地方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道两侧绘有彩色壁画，可惜的是，由于氧化作用，壁画很快就在发掘中脱落了。地宫石门两侧各有一尊威武的浮雕力士像，嘴唇部分至今仍依稀泛红。
遗迹内出土石函一件及“开元通宝”铜币一枚。石函平面呈长方形，由函盖、函身扣合而成。函盖外表刻满铭文，记录了供养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安息大都护田杨名的妻子。据史料记载，田杨名任安息大都护（即安西大都护）的时间为圣历元年至长安四年，即公元698年至公元704年。由此推断，此塔基当建于武周至睿宗时期。
石函内套装有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金棺，共计五重棺椁。鎏金铜饰木椁已残损，椁身木板及四周的鎏金铜饰件散落于石函内。在散落的铜饰中，有一件与敦煌321窟的乘龙仙人图有着相似的图案。这种图饰在唐代遗址中并不多见，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木胎鎏金铜椁前高宽，后低窄，盖顶两侧各有2个铺首衔环，椁身前挡正中装饰有门，由火焰纹门额、联珠纹门框和饰有门钉及铺首衔环的门扇组成。门两侧站立供养人，门上方饰有朱雀。后挡正中装饰有佛足一对，佛足上方饰有玄武。椁身左侧和右侧分别饰有青龙、白虎，四角有卷草纹护栏。
据史籍记载，龙泉寺始建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原为道教庙宇，名“昊天观”。景云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这座塔基的建造年代应为武周至睿宗时期，也就是说，在修建这座佛塔塔基的时候，龙泉寺还是一座道观。铜椁、银椁、金椁上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的纹饰又刚好体现了道家的四方学说。这就呈现出一种道观中有佛塔，佛塔中又有道教纹饰的特殊情况，此例为唐代佛教本土化的生动表现无疑。从这种现象中，我们似乎穿越时空，看到了一幅唐代统治阶级兼容佛道的精彩画卷。
木胎银椁之上镶嵌着许多宝石，银椁内安放有素面金棺。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和金棺均由椁盖、椁身和椁座组成，三者均雕有相同纹饰，所不同者仅为内椁较之外椁更加小巧精致。银椁、金棺之上各绑有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带，虽历经千年，至今尚存花结形状。有关专家指出，这样的形状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由于年代久远，金属和丝绸有黏结现象，尽管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仍未能完全复原银椁上的花结。为了保护绑于金棺之上的彩色丝带，相关研究者决定暂不开启金棺，待日后技术成熟，能够将丝带完整取下之时，再进行下一步的发掘。而通过X光检测，我们可以确定，金棺内有聚成堆的颗粒状物体，专家推断该物应为佛家舍利。
目前发掘出的棺椁，共有金、银、铜、铁、木、丝绸、珠宝等7种材质，每种材质对保存条件，尤其是水分条件的要求有很大差异。比如木材的保存要求有一定的湿度，铜在潮湿的环境却容易生锈，而在相对干燥的情况下，木头又容易干裂、腐化。鉴于这样的情况，包含如此多材质的棺椁，竟能在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堪称奇迹！
迄今为止，龙泉寺地宫五层棺椁的形制仅次于陕西法门寺地宫的七层棺椁。其规格和精致程度在全国的地宫考古项目中均属罕见。同时，这也是目前山西发现的唯一一处唐代舍利瘗埋地宫。
注释：
[1] 《隋书·文四子传》
[2] 《资治通鉴》卷176
[3] 《隋书·文四子传》
[4] 《元和郡县志》卷13
[5] 《隋书·文四子传》
[6] 《隋书·文四子传》
[7] 《隋书·炀帝纪下》
[8] 杨秋梅：《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论略》，《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9] 《隋书·炀帝纪下》
[10] 《隋书·炀帝纪下》
[11] 《旧唐书·高祖本纪》
[12] 《新唐书·高祖本纪》
[13]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14]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15] 《资治通鉴》卷187
[16] 石凌虚、康玉庆等：《太原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17]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18]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19] 《新唐书·李列传》
[20] 《新唐书·地理志》
[21] 《元和郡县志》卷13
[22] 石凌虚、康玉庆等：《太原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23] 《元和郡县志》卷13
[24] 《旧唐书·崔神庆传》
[25] 《新唐书·地理志》
[26] 《旧唐书·马燧列传》
[27] 《新唐书·后妃列传上》
[28]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29] 《资治通鉴》卷201
[30] 《旧唐书·崔神庆列传》
[31] 《资治通鉴》卷200
[32] 康玉庆：《唐代“富吴体”与北都晋阳》，《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33] 《唐会要》卷36
[34] 《旧唐书·富嘉谟列传》
[35] 《御史台记》
[36] 《旧唐书·富嘉谟列传》
[37] 《旧唐书·富嘉谟列传》
[38] 《重修大安寺了还先师立碑记》
[39] 《通典·州郡》
[40] 《旧唐书·杨炯列传》；《新唐书·王勃列传》
[41] 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
[42]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
[43] 《全唐文》卷235
[44] 《新唐书》卷215
[45] 《新唐书》卷215
[46]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47] 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
[48] 赵翼：《廿二史札记·唐古文不始于韩柳》
[49] 陈柱：《中国散文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93页
[50]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338页引《四库提要》
[51] 《新唐书·萧颖士列传》
[52] 《新唐书·文艺列传序》
[53] 《隋书·文学列传序》
[54] 《新唐书·玄宗本纪》
[55]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页
[56] 《资治通鉴》卷217
[57] 《资治通鉴》卷219
[58] 《资治通鉴》卷219
[59] 《资治通鉴》卷219
[60] 《资治通鉴》卷219
[61] 《隋书·刘炫列传》
[62]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3]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4]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5]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6]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7]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8]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69]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0]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1]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2]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3]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4]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5]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6]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7]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8]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
[79] 《新唐书·狄仁杰列传》
[80] 张厚余：《李白在太原——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太原日报》2001年11月15日
[81] 《新唐书·李白列传》
[82] 炯基：《李白与郭子仪》，《学术研究》1979年3期；盛巽昌：《李白郭子仪未相援解》，《学术月刊》2001年4期
[83] 《全唐诗》卷181
[84] 《隋书·经籍志》
[85] 康玉庆：《古都晋阳佛教文化三题》，《太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86] 《旧唐书·太宗本纪》
[87] 《旧唐书·东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