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戏剧人物的一致性，贺拉斯进一步指出：
请你倾听一下我和跟我在一起的观众要求的是什么。如果你希望观众赞赏，并且一直坐到终场升幕，直到唱歌人喊“鼓掌”，那你必须（在创作的时候）注意不同年龄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已能学语、脚步踏实的儿童喜和同辈的儿童一起游戏，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和好，随时变化。口上无髭的少年，终于脱离了师傅的管教，便玩弄起狗马来，在阳光照耀的“校场”的绿草地上嬉游；他就像一块蜡，任凭罪恶捏弄，忠言逆耳，不懂得有备无患的道理，一味挥霍，兴致勃勃，欲望无穷，而又喜新厌旧。到了成年，兴趣改变；他一心只追求金钱和朋友，为野心所驱使，做事战战兢兢，生怕做成了又想更改。人到了老年，更多的痛苦从四围袭击他：或则因为他贪得，得来的钱又舍不得用，死死地守着；或则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左右顾虑，缺乏热情，拖延失望，迟钝无能，贪图长生不死，执拗埋怨，感叹今不如昔，批评并责骂青年。随着年岁的增长，它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随着年岁的衰退，它也带走了许多好处。所以，我们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这里，贺拉斯超越了戏剧语言的范围，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戏剧人物的一致性。
他以年龄为标尺，说明戏剧人物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都必须体现一定的年龄阶段。诗人以生动的描摹、形象的笔触列举出来的不同年龄的习性，读来兴趣盎然。这种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所归纳出来的种种区别确是戏剧家们所应切实注意的，千万不要在戏剧人物的刻画上闹出不分年岁时序的笑话来。
然而，结论固然大体正确，具体划分却有以偏概全之弊。茫茫人海，万别千差，即便是同样的年岁，脾性气质可相去千里之遥，岂是一种模式所能凝铸。人的行为特征，最终决定于他所经历、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由此提炼、概括，并结体为活生生的形象，便是典型化的创作途径。而贺拉斯把一项非根本因素凝固化之后作为创作规范，则只是一种类型化的归纳方法。
这也无奈。在人类早期的戏剧学中，类型化的归纳比较普遍。
关于戏剧的内部一致性，贺拉斯还从时间概念上论及了“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他又从空间概念上论及了戏剧诸因素与整体的一致，例如他也曾正确地强调了“歌唱队应该坚持它作为演员的作用和重要职责。它在幕与幕之间所唱的诗歌必须能够推动情节，并和情节配合得恰到好处”等等。全部这些意见，他常常用“得体”、“合适”等概念来表达。鉴于戏剧是占有相当长度的时间性艺术，又是占有相当广度的综合性艺术，因此他在这两方面对一致性的强调是十分重要的，是合乎戏剧的自身特性的。
总的说来，贺拉斯关于戏剧艺术一致性的论述，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整一化原则的延续。两人间共同语言较多的也是在这一点上。由于整一化原则恰恰正是亚里士多德全部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所以贺拉斯也可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在整个戏剧理论领域一个比较顺直的继承者。据考证，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把握，更多的是通过亚里士多德之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批评家尼奥普托勒密斯的著述的，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尼奥普托勒密斯的东西了。
二、“力所能及”的判断力
贺拉斯认为，改编人所共知的名作是戏剧创作的好办法。他并不欣赏从广泛的日常生活中汲取新奇的戏剧题材。他说：
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从公共的产业里，你是可以得到私人的权益的，只要你不沿着众人走俗了的道路前进，不把精力花在逐字逐句的死搬死译上，不在摹仿的时候作茧自缚，既怕人耻笑又怕犯了写作规则，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从公共产业中得到私人权益这一巧妙比喻，比前后论述更能说明贺拉斯的戏剧题材论。
不要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偷懒抄近的办法。公共产业，主要是指业经历史风烟筛选过的古代题材，特别是希腊艺术所表现过的英雄主义题材。从内容论，大体合乎奥古斯都元首统治的社会教化要求，也适合贺拉斯自己的美学追求。从艺术效果论，凭借着观众对旧情节的事先了解和习惯兴趣，凭借着名人名事的特殊吸引力，凭借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创造基础，确实有可能使这些改编而来的戏剧作品取得成功。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主张。贺拉斯还告诫皮索父子：“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可见他对希腊艺术这份公共产业何等迷醉。
那么，艺术还要不要创造呢？贺拉斯在保守的前提下又表现出几分灵动。他在戏剧学中还是留出了创造的地位：
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但所创造的东西要自相一致。
假如你把新的题材搬上舞台，假如你敢于创造新的人物，那么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
除此之外，他甚至还用他所擅长的巧妙比喻来歌颂艺术创造：
每当岁晚，林中的树叶发生变化，最老的树叶落到地上；文字也如此，老一辈的消逝了，新生的字就像青年一样将会开花、茂盛。
这里他所祝愿的代替老叶的新花主要是指包括戏剧语言在内的文辞，而前面引述的两句，则是指出创造性的新题材也要用艺术形式上一般性的要求加以束勒。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不反对新题材的。他既然追摹希腊，希腊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摹仿说也就不能不对他发生影响，这就使他不能完全无视现实。他说：
我劝告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吧。
虚构的目的在引人欢喜，因此必须切近真实；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观众才能相信……
他能揣测，即使他钦仰的希腊前辈也不会同意罗马的戏剧家不摹仿罗马的现实，于是他在劝别人日夜把玩希腊范例之后又说：
我们的诗人对于各种类型都曾尝试过，他们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并且（在作品中）歌颂本国的事迹，以本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赢得了很大的荣誉。
这一来，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得很周到了。但毋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前后矛盾。此处如是说，彼处如斯说，总得有个过渡、有个呼应、有个解说，但贺拉斯不管，照样说下去。随手写信，自有可原谅之处，但内中确实体现了贺拉斯理论上的不周密之处。好在他的言辞优美流畅、娓娓动听，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某些前后抵牾的缺陷。
贺拉斯还从戏剧家的主观角度论述了戏剧题材的选择，认为“力所能及”是作家的主观选材标准，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说：
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在选材的时候，务必选你们力能胜任的题材，多多斟酌一下哪些是掮得起来的、哪些是掮不起来的。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
如此切实的忠告，非长踞艺坛、经验丰富者不能言之。
某一题材掮得起来与否，贺拉斯主要不是指作者对该题材的熟悉程度，而是指作者是否具有处置、调配、安排该题材的能力，着重于艺术手腕。
由于他把古代现成题材与现实题材两相比较更热衷于前者，所以他的主观选材标准也是以古代现成题材为主要对象的，反正都不熟悉，权且以自身的艺术能力去审度选择。这样，他所谓力所能及的选材，势必是与艺术处理连在一起考虑的。
他有一句传之后世的名言：“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里所谓的“判断力”，正是一种包括对艺术处理的预想在内的选择。他希望人们正视并锤炼自己的艺术安排能力，敢于把那些人所共知的平常事物写得新颖：
我的希望是要能把人所尽知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是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这是因为条理和安排起了作用，使平常的事物能升到光辉的峰顶。
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人们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艺术能力而敢于在艺术领域夸下吃天搬山的海口。他俏皮地说：“你若夸下这样的海口，你拿什么东西出来还愿呢？（这就像）大山临蓐，养出来的却是条可笑的小老鼠。”由此，他激赞荷马，连这样一位吞吐万汇的大诗人也有这样的品质：“凡是他认为不能经他渲染而增光的一切，他都放弃。”荷马并不侈望表现许多大事件的全过程，但正是他，巧妙地选择角度和支点，扛起了一座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