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者眼前的这部书，已经在我书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曾经轰动一时。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在不断力争再版，我都没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条，它实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万字，一定会把信任我的读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较长的时间，由我自己大删一遍。但是，怎么也抽不出这么一段时间。
我说它“曾经轰动一时”，倒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它出版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获得了“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个奖，在当时非常珍贵，因为时间包括整个二十世纪。所以，获奖者中一半人，已经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忆了当年与章培恒教授一起到北京领奖的情景。当时，不多的几个获奖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还活在世上了。
我的这部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被很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其中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大学。在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二年，又获得国家文化部颁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也不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一共只有两本书。
除了获奖，更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文化界对它的欢迎程度。那个时候，中国还找不到复印机，因此不少人就一页页抄写，花几个月时间订成厚厚一本。这样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见过三份。更有戏剧、电影界的同行到处以高价搜购，发生了很多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时，全国刚刚开放，上上下下对世界文化有一种饥渴。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已经是遥远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书就让它自然枯萎吧。后来，连我自己也就真的忘记了这部书。
没想到，半年前，我的几个学生告诉我，两位当今著名的编剧，先后在网络上说，对他们的专业帮助最大的，居然是这部书。于是，很多网友开始询问和寻找。也有一些问到我这里的，但我三十年来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没有了。
这就又一次产生了再版的念头。
二
这部书按照历史顺序，通述了全世界各国重要的戏剧学，规模不小。按照今天的阅读习惯，它实在太厚了，必须大删。但是，如果大删，该删哪个国家呢？
比较再三，决定删中国。
这可能会使很多朋友惊讶，但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三条。
第一，要大删，应该删去较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哪一个国家的篇幅都不如中国多。原书写到的中国戏剧学，其中代表性的著名人物，就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李渔、王国维、梅兰芳等等，每人都以专门章节详细论述，篇幅很大。如果把他们一起删除，这本书就会明显地“瘦身”、“轻装”了；
第二，从广大读者和历届学生的反映看，全书让他们比较头痛的，居然是中国部分。理由很奇怪，竟然是“语言不畅”。写到自己国家的事，反倒“不畅”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外国那么多典籍，进入本书已被翻译，而且是翻译成了今天通用的白话汉语。但是，在引用中国古人古语的时候，当然还必须保留原文，而原文是文言文。我在论述这些古文时会做一些解释，但解释毕竟不是翻译。读者中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够读懂文言文，但两种语文风格挤在一起，一明一晦、一通一奥，文言文显然吃亏了。跟着吃亏的，还有汤显祖、沈璟、王骥德这些老人家。因此，还是不妨请他们暂时离开，且让世界各国的同行们热闹下去吧；
第三，这次删去的中国戏剧学部分，已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有不少表述，读者不难找到。例如，《中国戏剧史》、《昆曲史述》以及我为《闲情偶寄》写的序言，等等。而且，以后有空，我也可以把这次删去的部分另出一书。
那么，留下的只是对书名的顾虑了：删掉了中国部分，怎么还叫《世界戏剧学》呢？
我的回答是：“世界”一词，有“全称”和“不全称”两义。在中国的大学中，并列着“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兄弟专业，其中的“世界”就不包括中国。我们平常所说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里的“世界”，也是特指中国之外的辽阔空间。因此，这部汇总了古希腊、古罗马、印度、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比利时等十余个国家戏剧学精粹的著作，名之为《世界戏剧学》，并无不妥。
三
重新删阅这部书，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了。
我不想借此表达什么自傲、自雄、自得，而只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是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谁也不必过于谦虚，因为生命并不只是属于自己。
这部书，也蕴藏着生命的奇迹。
我前面说了，这部书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五月。这个时间很值得玩味。浩劫方过，百废待兴，步履维艰，顾虑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这么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该怎么面对。可以想象，初读、讨论、送审、争议、试排、校对、再审……，按当时的运作效率，必然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步的耗费都有充分理由，例如，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学术成果，出版社怎么敢于为这么一个毫无把握的年轻人接下如此大的一副重担？而且，初翻目录就看到，这部书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当时极为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部书在问世之前至少要在多个环节间厮磨、辗转好几年。
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晚也不会晚于一九八〇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山河萧瑟的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更是怵目惊心，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因为那场灾难，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戏剧”密切相关。从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只是因为说了几句与“戏剧”相关的话。有时，仅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就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而我，居然在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每一句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我和章培恒教授等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时候，现场弥漫着一种英雄气氛。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大家选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最后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面无表情、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终于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有一些掩掩藏藏、隐隐约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