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白崇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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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白崇禧两电蒋介石,促恢复国共和谈,黄绍竑赴香港晤中共代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李宗仁派程思远赴汉口,向白崇禧汇报南京方面的情况。

原来蒋介石于今夏曾派CC头子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于一九四八年大选时竞选美国总统,陈立夫与杜威的秘书长是留美期间的同学,此时就派到用场了。陈立夫从美国回到上海时,曾在《新闻天地》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陈立夫此言,看来是有根据的,因为旧金山华侨社会对杜威与杜鲁门竞选孰胜孰败,进行打赌,几以二比一估计前者必胜。

十分不幸,十一月七日美国大选结果,还是现任总统杜鲁门胜利。蒋介石投错了注,十分尴尬。十一月九日,蒋氏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篇宣言“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杜鲁门于十二日复函蒋氏,拒其所请。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求援,行前给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知宋此行,必无结果,曾通过傅泾波告知李宗仁。

还有一事就是孙科继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时,傅泾波曾往访孙科,明白告诉孙科,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又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向蒋报告后,蒋十分紧张,要孙前往摸清底细。后来孙科当面问司徒雷登:“傅泾波的关于蒋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司徒雷登说:“作为美国大使,他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助和议运动。”这也是傅泾波告诉李宗仁的。

十二月五日,李宗仁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要程思远赶回南京。程氏返京后,问李宗仁有什么事。据李宗仁说,吴礼卿(吴忠信)曾于四日来访,说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接替吴鼎昌的职位。吴礼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干秘书长的材料。”这时,蒋介石才说明真意:“看来我干不下去了,要由李德邻来过渡,你是扮红娘一类的角色,把李德邻请上轿后,去留由你决定。”吴唯唯,把这讯息告诉了李宗仁,所以李氏便把程思远叫回来。

十二月十七日,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受蒋介石之托,到傅厚岗三十八号访问李宗仁,说明蒋氏有下野意向。李宗仁对将来做法提出了下列的意见:

一、德邻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二、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即行政院)主持和谈,其人选另行考虑;

三、和谈应请国内进步人士赞助,共策进行。

这些意见由张群等带回来向蒋反映,同时李宗仁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通知白崇禧。

自此以后,白崇禧每日用长途电话与程思远联系,询问南京政情有无发展,并一再叮嘱程思远,蒋去李来,应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而不要用下半段的条文,因为上半段是“继任”总统;下半段是“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强调指出:“只有名至,才有实归,而名不正则令不行,将来难于有所作为。”白崇禧来长途电话时,汉口长途台接线生总说是王先生打来的。白崇禧在电话中说的是不大正确的广东白话,只有程思远勉强懂得他的意思。这表明白十分谨慎,提防窃听。

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为他的下野做准备,但对于何时去职,李宗仁迄未预闻。白崇禧等得不耐烦了,突于二十四日从汉口发出“亥敬”电致蒋介石,经由张群、张治中转交,其文曰:

(衔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过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委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志,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涤胆,上渎钧听,并贡萏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另外,白崇禧还将上电另发一份给程思远,嘱转送行政院长孙科。李宗仁阅电,不禁拍腿大呼:“糟了!糟了!老蒋已把他的下野意图告诉我们,而今健生发了这份电报,他将误会我们里应外合,逼他早日下台,这真是帮倒忙也!”

白崇禧的电报不知为何走漏消息,上海盛传国府将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合众社驻沪特派员且发出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原来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于二十四日去电蒋介石,建议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促和平实现。

这样一来,蒋介石不能不作一些政治上的部署。二十八日,蒋氏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及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到京。二十九日,蒋介石接见他们,并出示白崇禧的来电,征求意见。同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表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蒋介石积极经营台湾的人事部署。意味着蒋氏一旦在大陆站不住脚,就会溜到台湾去。蒋经国插手台湾亦以此为契机。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以蒋介石对“亥敬”电没有答复,又发“亥全”电促蒋氏表态,电云: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蒋介石至此,不能默尔而息了,他在追述此事时提出了下列的看法(见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第三卷,第三十四章。) :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底,政府中显已结集了一个人数不太少的主和派。该派的真正领袖是副总统李宗仁,虽然初时还没有明白露面。主和派的最初行动便是驻汉口的华中国军总司令白崇禧。圣诞节之日,蒋总统接白崇禧来电,劝政府即与中共言和,而邀请美苏两国调停。

……美国大使馆对于广西派的主张,亦曾有幕后的影响,司徒雷登主持下的大使馆现已转移其立场,认蒋总统退职为必要之举。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当蒋总统在北伐中,广西派曾压迫蒋总统暂时下野,而宣称彼等更能应付危机。凑巧得很,历史的事实真个重演。

蒋介石认为,党内既有人主和,“他不能以个人作梗”,遂决定发表一个文告以明示他对于和议的立场。

一九四八年除夕,蒋介石柬请副总统李宗仁、五院院长及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委约四十人到黄埔路官邸晚餐。笔者也参加了这晚的宴会。是晚,官邸大餐厅灯火通明,圣诞装饰依然犹在。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最后的一次盛会。

晚饭后,蒋介石说:“我有一个文告,准备在明天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张群念完后,蒋介石先向李宗仁征求意见。李宗仁说:“我赞赏总统的原则立场,没有其他的意见。”

席上,CC分子发炮了,尤以谷正纲的态度最为慷慨激昂。他说,总裁不能为谋和而下野,而下野必导致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后果不可收拾。谷正鼎、张道藩均支持此一主张。黄埔派一声不吭,仅萧同兹、范予遂赞成发表此一文告。蒋介石对谷正纲的发言,深感愤慨,他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即指蒋传中所说的广西派。其对白崇禧来电误会之深,于此已可概见。

次日,即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文告在报端发表了。他在文告中明白表示 :“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一切取决于国民之公意。”这是蒋介石在众目睽睽下首次提出愿意下野的态度。

蒋介石对白崇禧两电主和,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以“冬”电复白氏曰: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涤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唯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蒋介石要白崇禧“持以宁静”,“少安毋躁”,但白氏一点也不宁静,继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此时,白崇禧邀请华中五省参议会议长到汉口,要他们发出通电主和,其中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提及请蒋氏立即下野,以谢国人等措辞最为激烈。至于对白崇禧不肯就范,蒋介石深感头痛。一月三日,蒋氏不惜纡尊降贵地亲往傅厚岗访问李宗仁,望他能劝劝白崇禧,不要做得太过分。蒋介石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

此后,蒋介石不断接到情报,说白崇禧在武汉扣留运往广东和长江下游的武器和金银储备,各省民意代表仍集中在武汉,有所酝酿。蒋介石不得已决定派张群去汉口,对白崇禧进行缓冲。一月九日,张群偕黄绍竑飞抵汉口,随即对白崇禧传达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

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确实,白崇禧对于和平也没有把握。因此他听到张群于九日飞汉的消息后,立刻通知程思远电话告知在上海闲住的黄绍竑赶回南京,依期搭张群专机抵汉。及张群由汉赴湘晤程潜,白崇禧即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包一专机,于一月十二日送黄绍竑去广州转往香港。黄氏此行目的,是找李济深出来斡旋和平。可是十分不巧,身为“民革”主席的李济深,已在圣诞节的次日让中共中央用专轮接到大连去了。后来,经过黄琪翔的穿针引线,黄绍竑终于同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见了面,并向潘氏面达白崇禧渴望实现和平之意。潘汉年当将此事转报,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经平汉路到石家庄一谈。但此一讯息辗转传递到汉口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了。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既经上台,武汉局部和平已无必要,转而倾向于全面和平。所以就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只要他去香港买钓鱼用具。直到三月中,刘仲容才衔命首途北上石家庄。

事后经了解,蒋介石定一月二十一日下野,与黄绍竑去香港有其密切的关系。蒋介石派在香港特务那么多,黄绍竑蓦地从汉口到香港,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一书中对黄绍竑此行作了下面的推断: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宗仁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看来,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其敏感。他一接到此项情报,就积极进行下野的部署。董显光在《蒋总统传》里提到蒋介石所以决定下野的原因,是鉴于“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从此可知,蒋介石害怕白崇禧搞局部和平,才毅然决然地退居幕后,事逼处此,非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