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不战不和的局面，到一九三六年夏因胡汉民之死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一九三五年夏，南京政府命令北平军分会首脑何应钦与日本梅津司令订立《何梅协定》，西南执行部曾经质问南京：如此丧权辱国，对华北局面究应如何应付？南京方面即借此散布谣言，说胡汉民将鼓动两广当局乘危动兵。胡氏为了表示无他，特于是年六月九日赴欧养病。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胡汉民从欧洲返抵香港，蒋介石派司法院长居正到港迎候，意欲诱致胡汉民到南京去当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白崇禧派王公度去广州见李宗仁，对争取胡汉民提出三策：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迎胡汉民到广州定居。结果在拉拢胡汉民的争夺战中，粤方取得胜利。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由香港到了广州，从此他不再离粤。
五月十二日下午，胡汉民在其妻弟陈融（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家中与人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昏倒，送到医院急救，知是脑溢血，延至七时四十分逝世。
蒋介石获知胡汉民噩耗，高兴得不得了，立电陈济棠：“请陈维周（1888—1954，陈济棠胞兄。1931年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总务处长，两广盐运使。1934年任第一集团军警卫师长，警卫师扩编为军，任中将军长。1936年陈济棠被免职后，任第六路军总部参议，不久辞职，寓居香港经商。）兄来京一谈。”陈维周是陈伯南的胞兄，任广东盐运使，手操财经大权。蒋介石要他去南京，不过是传递口讯。蒋氏对陈维周说：“请回去告诉伯南，中央维持广东现状，但要假道进攻广西。”
陈维周善相命，他回来对陈济棠说：“我看蒋介石印堂灰暗，今年将有大难。同时在扶乩中得‘机不可失’一语。乘机起兵倒蒋，此其时矣。”陈伯南乃召集文武亲信开会，其智囊李扬敬说：“蒋介石要假粤灭桂，此实春秋假虞灭虢的故技耳。粤桂唇齿相依，桂亡粤必随之。与其坐以待毙，曷如伐之。”因此，倒蒋大计遂定。
当胡汉民逝世时，李宗仁不在广州，他是在五月八日回到南宁的，得胡汉民死讯，即推白崇禧、黄旭初、潘宜文、刘斐四人赴粤吊丧，并商善后。五月十三日，白崇禧等飞抵梧州，因闻广州天雨，能见度甚低，遂在梧州逗留。当晚白崇禧在广西大学对全校师生讲话，指责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有引起内部分歧，“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必能促进全国的统一。团结御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我们应当推动中央去抗日，胡汉民死后的西南尤应如此”。
白崇禧于十四日到广州，向胡汉民灵前致吊后，分访陈济棠、萧佛成、余汉谋、张达、林云陔、缪培南等交换应付时局的意见。陈济棠私下对白崇禧说，蒋介石派王宠惠（1881—1958，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等职。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者之一。）等来粤吊丧，提出了要广东交还党政军财权等五项条件，他认为不能接受。目前，必须先发制人，起兵反蒋，并请白崇禧担任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率桂军尽速进入湖南。对此，白崇禧提出了两点意见：一、目前全国人民厌恶内战，两广师出无名。二、粤桂进入湖南的交通非常不便，而对方则可以运用铁路运输。他们比我们更快占领战略要地衡阳。
后来白崇禧发现陈济棠决心很大，乃嘱黄旭初于五月十八日飞回南宁，向李宗仁汇报一切，并请李克日飞粤共商大计。五月二十日，李宗仁飞抵广州，立刻偕白崇禧去东山梅花村访陈济棠，李宗仁见陈态度慷慨激昂，也为之吃惊。在集体商量时，李、白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异常坚决，认为这一次非大动干戈不可。谈到结尾，李、白想到粤桂不能各行其是，遂决定同陈伯南一致行动。
但用什么题目做文章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白崇禧说：“为了争取国人的同情，而又来得光明正大，没有比‘抗日’更好的了。”遂决定以抗日来解决宁粤僵局，遣使四出要求各方同情，粤桂部队立即积极动员。白崇禧以大计已经决定，于五月三十日从广州回到南宁准备一切，李宗仁则留粤协助陈济棠争取留粤国民党元老的支持。
六月一日，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粤桂军队北上抗日。当日陈济棠、李宗仁从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日平、津又继之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予让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准粤桂军队“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白崇禧于六月一日上午九时举行的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两广部队北上抗日，同时令广西第七军向桂北集中。当时白崇禧认为：目前应以争取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参加两广行动为当务之急。时适何键派他的女婿李觉师长到南宁，准备入云南买马。白崇禧接谈以后，白强请李觉陪同李品仙于六月六日从南宁乘专机飞长沙，力促何键一同下水。何键说：“中央军乘武长路军车南下，朝发夕出，必须等到广西部队到达长沙，湖南才能有所表示。”何键诸多顾忌，是有理由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陈诚到长沙，同日中央军两个师运抵衡阳，在此情况下，何键就不敢动了。
六月十日，白崇禧命令已经到达祁阳大营市的第四集团军部队停止前进，以免同中央军发生冲突。白氏连日召开会议，以为进入湖南的通路已被切断，军事上再不能有所作为，必须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加强团结抗日的号召。十一日，白崇禧派韦云淞去广州见李宗仁，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一、四集团军改称抗日联军，借此来扩大声势，争取各方支持。
李宗仁将白崇禧的建议转告陈济棠后，陈氏因连日来都见广州学生反日游行，驻粤日本领事为此曾向广东省政府提出抗议，并对陈氏作了恐吓。与此同时，粤币兑港币的汇率又低折，宋哲元、韩复榘发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综合这几项情况，陈济棠遂一口拒绝在粤组府的打算，仅允成立军事委员会及将两广军队改为“抗日救国军”。六月二十五日，陈济棠在广州就“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六月二十九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这样盛夏的六月，两广局势就在密云不雨中度过了。
到了七月，广东在南京方面的收买手段影响下，局势渐呈不稳了。七月四日，四十架粤机飞离广东投蒋，随后又有九架飞抵南京。他们发出通电，表示“反对两广异动，服从中央、报效祖国”。
七月六日，两广中央委员李任仁、黄麟书、邓青阳、崔广秀、李绮庵五人乘轮北上，出席七月十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带去向全会提出的：一、停止内战；二、早定抗日决策；三、由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四、废除中日一切协定；五、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五项救亡方案。李任仁是白崇禧早年在会仙小学读书时的老师，行前，白崇禧对他说：“重毅先生此次去南京，无异身入‘虎穴’，可能遭不测之祸，不知有什么要求？”意示要给李一笔钱，但李什么也没有提。
在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日，即七月九日，蒋介石的分化政策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广东驻大庾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在其至戚宁方大员上官云相的陪同下从南昌飞到南京见蒋介石。蒋氏高兴得不得了，决定不理睬粤方五中委提出的五项方案，而断然地于七月十三日在二中全会中提出《处理粤局方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一、撤销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二、由军事委员会下令免陈济棠本兼各职；三、任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授权该主任收拾粤局；四、任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的方案精神是彻底改造广东而保留广西现状。余汉谋即日返大庾防次就职，帅兵南下广州，广东第二军首当其冲，兵无斗志，陈济棠的统治局面遂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白崇禧见粤局严重，派黄旭初、刘斐于七月十日飞广州见李宗仁，提出拯救粤局的多项方案。当晚陈济棠在梅花村三十二号私邸召开会议，李宗仁、黄旭初、刘斐均出席，参加的还有陈伯南身边的文武要员。刘斐在会上报告了白崇禧提出的对时局发展的估计及应采的方略。会议连续举行两日，陈济棠对掌握部队已经失去信心，只同意成立一个第一、第四集团联军总司令部以及粤军改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与此同时，广西银行行长黄蓟同粤财长区芳浦商定：粤桂两省钞票互相收受使用。十三日，黄旭初、刘斐飞返南宁复命。
七月十四日，白崇禧听取黄旭初、刘斐的报告后，又派李品仙飞粤向陈济棠建议：“将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将现款及弹药运存西江。”又问陈伯南：“是否需要桂军东下支援？”此时陈绕室彷徨，心中无主。只对李鹤龄说：“余幄奇军已越过韶关，第二军放弃英德，退集军田。”看来陈氏完全不能掌握军队了。
七月十六日，白崇禧又急电陈济棠：“粤局危急，间不容发，应以官、以财、以地盘背城借一，否则一切瞬将为他人所有，何所爱惜耶？”因局势发展得太快，白崇禧前后所提的建议，陈济棠完全不能实行。七月十八日，粤空军全部投向南京。“机不可失”之言果验，“机”乃指飞机。机群一走，“南天王”的江山也就不可挽救了。
时局发展至此，陈济棠知事不可为，遂于十八日嘱李扬敬负责军事，林翼中负责政务，并各向余汉谋交代，然后于当天即乘英舰“蛾”号去香港。临行前，陈氏还留函给李宗仁，说送他港币二十万元，作为出洋费用。李氏则将此笔款项交给王逊志带返广西作军费开支。两广同南京对峙五年的局面，到此发展到另一转折点。
广东局势瓦解，时局重心立刻转移到广西去。李宗仁、白崇禧以态势孤立，打算对蒋缓和。七月二十日，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唯望在中央统筹之下，共策进行。盼将此意转达，并祈电复。七月二十四日，李、白又再电南京国民政府，谓定八月一日各就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职，请派大员莅邕监誓。
可能是这样：蒋介石鉴于解决广东太容易了，拟本打铁趁热的方针，乘机彻底处理广西问题，遂于七月二十五日变更七月十三日的决定，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改以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这一调动的意图太明显了，就是要李宗仁、白崇禧离广西，借此摧垮“桂系”老巢，以达到其一劳永逸的目的。
广西人是不能这样被欺侮的，你给他们压力越重，他们的抵抗力便越大。李、白一度召集主要干部会议之后，决定不接受南京于七月二十五日的命令，而将有所行动。当二中全会于七月十日在南京召开时，白崇禧派黄旭初经梧赴粤，特嘱黄先去大坡山料神村访李济深，告以下面的意见：“我们以后的做法有两个方案：第一，如果广东不被分化，主张在粤成立抗日政府，届时请任公出来主持；第二，如果广东已无可救药，则广西须独力支撑，奋斗到底，此时也请任公出面领导。”请其先做思想准备。
七月十五日，李济深偕胡鄂公（1884—1951，武昌起义后，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等职。1927年11月曾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解放后去台湾。）到南宁晤白崇禧，胡氏系香港救国会代表，与中共方面有联系。白崇禧特介绍李任潮与总司令部参议宣侠父会晤（宣氏对外化名宣古渔）共商对外联系问题，并讨论将来的根本做法。十八日，粤局完全崩溃，白崇禧对李任公说：“此时不能不暂对蒋介石表示缓和。”李济深遂于七月二十日回梧州。
七月二十五日，南京突然改变命令，要李、白离开广西，李、白态度又强硬起来，七月二十六日，李、白又请李济深来邕。李再偕胡鄂公来到，商今后行动的政略和战略，数日后，李任潮又偕胡鄂公返梧，胡鄂公从那里去香港，有所活动。七月三十日，港报发表李宗仁、白崇禧组军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的报道。此事不能不引起南京当局的注视。
八月八日，李济深偕张文来到南宁，同李宗仁、白崇禧连续举行两天的会议，讨论成立政治组织事宜。八月十一日，蒋介石飞广州，以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积极部署攻桂军事。八月十六日，黄绍竑应邀到广州，蒋介石叫他做讨桂军总司令。十五日及十六日，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1902—1947，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1931年任广西民航局长。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军副指挥官。1945年晋升空军少将。1947年因车祸去世。）率大队长宁明阶、郑梓湘以及第三大队逃粤。白崇禧以蒋军重兵在粤，变更了原来以对湘黔为主的军事部署。
八月十七日，白崇禧派潘宜之到香港接蔡廷锴、刘芦隐经安南、龙州到了南宁。是日，上海张定璠电白崇禧云：“蒋介石召我赴粤，托病不应。万勿再中其诡计。”八月二十二日，南宁各界召开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及各地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会后蔡廷锴即赴郁林，重组十九路军，翁照垣师谢鼎新团于八月二十四日夜进入合浦和北海活动。
可是局势发展到了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对于是否对桂用兵，显然举棋不定了。所以如此，是由于下列三个因素：
一、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多方面向蒋氏反映：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同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西北情势不稳，蒋介石要尽快从华南松出手来，以便去处理西北局势。
二、宋子文来电，说司徒雷登找他，告以李宗仁、白崇禧是爱国名将，桂局应和平解决，以便保留李、白来参加抗日战争。（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三、蒋介石在二十日召集程潜、陈诚、余汉谋、熊式辉、黄绍竑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这次会议是应程潜之请而开的。原来蒋介石要黄绍竑当讨伐广西的总司令，这事直把黄氏吓得屁滚尿流。他去找参谋总长程潜说：“广西多年来用白崇禧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募于征）政策，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对桂征伐三个月，未必把问题解决得了。而环顾全国危机四伏，绥东形势吃紧，西北也呈不稳，断不容许我们陷身广西泥沼之中。吾人权衡利害，以和为贵。”程潜深韪其言，要蒋介石召开一次会议，听取他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派人去桂试探和谈的可能性。
八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前李济深的参谋长邓世增飞邕见李、白谈和，唐星（1892—1964，中将。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学生总队总队长。参加北伐。1943年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与中共取得联系。1949年协助程潜和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后任武汉市副市长、天津市副市长等职。）（程潜代表）、舒宗鎏随行。邓世增说：“蒋介石当前内外交困，谋和确有诚意。”李、白提出，讲和应以南京取消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令为先决条件。（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因闽变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
八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同邓世增等飞广州，带去广西的五项条件交给蒋介石。这五项条件是：
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时期；
四、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仍回浙江任省政府主席；
五、第一条实施，第二条开始，李宗仁即宣布就职。
刘斐当日返抵南宁，说蒋介石原则上接受五项条件，但有关细节仍待研究。
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明令，撤销李济深、陈铭枢的通缉令，证明蒋确有谋和诚意。但和战仍未决。是日，在李济深主持下，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彭泽湘、詹天籁、朱佛定、王公度、刘士衡、张文、胡鄂公、何思敬、刘斐、杨东莼（1900—1979，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学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早期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刘芦隐、胡讷生、邱昌渭、蒋培英、夏威、夏次叔。会议集中讨论了临时政治组织的名称，当经决定：将“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征询意见后再做决定；另指定李任仁、邱昌渭等十三人起草《抗日救国公约》。
八月二十四日晚，程潜、唐星、黄绍竑都来电告李、白谓和平有望，但须面商所开五条款的实施办法。李宗仁、白崇禧即电复：“如解放救国运动及言论，并撤兵北上抗日，其他绝无问题，欢迎来商。”二十七日，程潜电李、白：“广西进兵南路，有碍和平进展。”因当日翁照垣部进廉江、灵山有战争，此一行动无异逼蒋介石早日表态。三十日，居正、朱培德、程潜来电，表示要来南宁。李、白立即去电欢迎。
九月一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飞南宁，因天气太坏，中途折回，到了二日才安然到达。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亲笔函，深望和议有成，程颂云对白崇禧说：“果能相见以诚，和衷共济，即使要我磕八个响头，我也愿意。”
黄绍竑也托程潜带信给白崇禧，函中有云：“兄等此次坚持立场，又使中枢先伸出和平之手，可谓出尽风头，须知得好休时便罢休，应请适可而止。”据说，蒋氏左右有人说：要和平就必须李、白派人到广州去，否则就是中央迁就地方。但蒋介石卒排强硬派的阻挠，派和使入桂。
九月三日，李宗仁、白崇禧约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在广西省政府新建大厦开了竟日的会议，对当前局势作了充分的讨论。王公度说：“云广英从陕北来，说中共中央反对内战，要团结对外。”刘斐说：“杨东莼代表救国会派来，也不主张广西对蒋用兵。”潘宜之说：“蔡廷锴在广西花了几十万港元，一旦妥协，怎么对得起他？”白崇禧插嘴说：“目前应从大局着想。”李宗仁在总结时表示：独力难以持久，各方支援难靠，应以和为上策。九月四日晨再作讨论，白崇禧说，为了和平，他决定出洋，当拟订和平条件如下：
一、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中央军北上抗战，恢复各方交通；
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
四、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五、白崇禧用军事委员会名义出洋考察；
六、广西党政完全依旧；
七、军队保留三个军，每军两师，每师四团，其余编造，其编造费由中央负担，经常费由中央补助；
八、前第一条实现，第二条撤兵开始，李宗仁即通电就职；
九、以上各条，除第三条秘密外，其余须公开宣示国人。
居正、程潜、朱培德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返粤复命，李、白派刘斐随行，刘斐以鱼戍（六日）电李、白称：“蒋五日在程颂云寓所与居、程、朱、陈（诚）、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同时发表。”
九月六日，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白电南京，定九月十六日就新职。九月十三日，蒋介石派程潜来南宁监誓。自一九二九年以来，蒋桂之间的对峙局面从此始告消失。
由于蒋介石在九月六日发表谈话时表示希望与白崇禧在粤一晤。张定璠闻讯，急电白崇禧曰：“时无齐桓，内无管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张定璠给白崇禧的警告，后者亦不能无动于衷。李宗仁知其意，遂毅然于十七日偕程潜飞粤晤蒋介石，表示捐弃宿嫌，团结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