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边际效应”理论，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的程度却越少。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无休止地敛财，原因也在于此。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讽刺楚王，说一个富人有好马好车，却去偷窃邻居家的破车破衣服。墨子的故事是讽刺楚王贪得无厌想要吞并宋国的行为，不过这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却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
富人们的逻辑是：财富越多越好，为得到财富付出的费用应该是越少越好。现在有不用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的财富，所以，应该不计后果地多拿。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使得这般平时视绫罗绸缎如粪土的贵族们丑态百出。但这种富人偷破烂的情结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在这种错误逻辑下身败名裂的达官显贵可谓是不计其数。
清朝的和珅是贪官的代名词。和珅是满族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
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和珅在历史上是以贪污而闻名的，他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银两，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盐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十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的官职，心中不悦，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珅之家也）贡献白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的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的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人，专门贩卖珍珠，每个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大粒值两万金，次等万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员争相购买，向和珅进献，为的是保官升官。
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二十万两，专程赴京给和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即拿出五千两白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像这样的事，俯拾皆是。
和珅贪污也是大小通吃，敛财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他为了创收，甚至连北京的崇文门税官都愿意担任！和珅所定的税率几乎高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珅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有了和珅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清人陈焯在其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崇文门税收情况可见一斑：“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可见，崇文门税吏在行人带随身衣服时都要收税，而且，即使是外省大官亦不留丝毫情面。
和珅为什么能够得到乾隆的长期眷顾，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连他贪污多少财物，从清朝到现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和珅家产之富，向为街巷茶余所乐道，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是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正因为和珅家产如此之富，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无限制、无节制的欲望，导致了无休止的盘剥，这正是级差地租的表现。古人说“网开一面”，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的掠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可惜利字当头，大多数人都无法去理性地选择应有的策略。
和珅的家人奴仆也富得惊人。他们凭借和的权势，疯狂敛财。据统计，和珅的家奴多达1200余人，为他管理钱庄、店铺、馆舍、经营土地、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他警卫。如家奴刘全有资产20余万两，他与另一个姓马的家奴，共有房产182问，金银古玩价值368．6万两，至于衣物、器皿、洋货、皮草、绸缎、人参等，总计值白银155万两；另有土地600余顷，当铺10处，本金120万两。和珅宅中太监呼什图，抄其家时，现银就达十余万两，抄出谷物11065石。奴仆暴富如此，和珅之富有，用所谓的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和珅作为乾隆的第一宠臣，兼任的职务达到数十项之多，就是凭借他正常的俸禄和皇帝的各种赏赐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事实上他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按照正常的花销，就是几十代人也用不完，而就钱财本身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聚敛太多，也没有用处，只会遭人妒恨。对于这个道理，历史上贪图钱财的人都非常明白，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专横跋扈，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像和珅这种人对钱财方面却看不透，却有一种敛财癖呢？
这种疯狂的敛财行为，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来解剖。经济学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边际效应，有时也称为边际贡献，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工资是三百来块钱的时候，如果一次增加一百五十块的工资，人们都非常兴奋，觉得工资实在是涨得太多了。可当人们拥有六百多块钱的工资了，如果又增加一百五十块钱的时候，人们兴奋的感觉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强烈。当人们拥有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时，涨工资时还是加一百五十块，人们就会觉得太少，说不定还会产生埋怨心理。这就是说，人们所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给人们带来边际效应或者说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程度的却越少。
而人们为了追求边际效应，就得不断地加大对量的追求。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敛财，就好像与所追求的兴奋感进行一场博弈，他们要求的是获得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而财富越多，这种满足和兴奋就越难以得到，为了得到它，就必须不停地进行掠夺，恨不得把天下的财富都聚积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产生了那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不管自己拥有多少，只要不在自己手中，就要想方设法将它们弄到手。
只是在这种博弈中，贪官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们的财富越多，但单位财富产生的单位边际效应越小，要想得到他们最初一无所有时获得第一笔财富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可能，只有永不停息地贪污，永不停息地与内心的贪欲博弈，直到最后身败名裂，才会醒悟到“人生一梦，万物归空”。
不要忽视小人物的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小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和我们做事有密切关系的，千万不能因为其“小”而忽视或不予尊重，否则，可能就会追悔莫及。
公元前180年，吕姓诸王被诛，汉文帝即位时，绛侯周勃为丞相，位高权重，为帝所疑，公元前177年，被免相国。
周勃回到绛县（今山西侯马），年余，每遇河东守尉巡视绛县，都感到内心不安，惟恐被害，往往披甲迎见，家丁持械相护，以防不测。守尉每见如此，都感惊疑，中有一人，认为周勃心存反意，于是上书告发。文帝对周勃本有防范之意，见书后大怒，立即诏令廷尉，将周勃捉拿入都，下狱候审。
周勃原无反意，被冤入狱，心中本含怨气。不料，狱吏还常来勒索钱财。起初，不肯出钱，但不断遭到狱吏的虐待，吃的是粗食淡饭，听的是冷嘲热讽。周勃心想：我曾贵为丞相，不想今日被狱吏所欺。无奈，只得拿出千金，分贿众吏。狱吏得到重金，马上改变面目，处处小心侍候。
廷尉张释之受命审理此案，但周勃不善言辞，每次审问，都不能为自己辩解清楚。多亏张释之是个清官，心知他受冤入狱，为此，不急于定案。狱吏们得了周勃重金，见他不善申辩，遂想出一法，但不好明告，就在文牍背后写了五个字，寻机出示周勃。周勃仔细一看，见是“以公主为证”五字，马上心有所悟。
原来，周勃有数子，长子名胜之，娶的是文帝之女。此次周勃获罪被押解来都，胜之与公主因怕出意外，也随后入都设法。
周勃经狱吏提醒，待家人入狱探视，遂令速转公主，向薄太后求救。
公主本为文帝之女，太后之孙女，原有心相救，见公公又亲求自己，于是往来于文帝及太后之间，为周勃辩白。此时，太后之弟薄昭，因周勃曾让封邑于己，也来到太后面前为周勃申冤。薄太后已得公主泣诉，已欲过问此事，又听薄昭一番陈述，于是立召文帝入见。文帝应召进谒。
太后一见文帝，立即取下头上帽巾，向文帝掷去，怒道：“当年绛侯握皇帝玺，统率北军，诛灭吕姓，那时他要是反了，还能让你当皇帝吗？今天他出居一小县，反要造反吗？你听了何人谗言，欲加害功臣！”文帝非常惭愧，就命人将周勃无罪释放。
周勃得释，步出狱门，想起此次遭遇，不禁仰天叹道：“我曾统兵百万，却不知狱吏如此骄贵！”
周勃虽受狱吏的敲诈，大有虎落平川被犬欺之感，但他不惜千金，换得狱吏的谋划，最终得以获释。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小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和我们做事有密切关系的，千万不能因为其“小”而忽视或不予尊重，否则，可能就会追悔莫及。
四、博弈中的信息
信息决定未来，如果博弈的一方在博弈中能够获得完全正确的信息，往往就能轻松地赢得最终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中各种情报层不出不穷的原因，也成就了“空城计’"的千古美名。
叔詹空城退城
我们所掌握信息的不完全才导致了博弈的不确定性。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不确定性带给了我们很多的麻烦，但是如果能够加以巧妙的运用，结果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公子元，在他的哥哥楚文王死了之后，常想占有漂亮的嫂子文夫人。他用尽各种方法去讨好，文夫人都无动于衷，于是他想建功立业，显显自己的能耐，以此来讨得文夫人的欢心。
一天，公子元亲自率领兵车六百乘浩浩荡荡地向郑国进发。楚国大军一路接连攻下郑国几座城池，直逼郑国国都。郑国国力本来就弱，经过几次较量已经是损兵折将，都城内更是兵力空虚，根本无力抵抗楚军的进攻。
眼看郑国危在旦夕，群臣慌做一团，有的主张纳款求和，有的主张拼死一战，有的主张固守待援。楚国意在吞并郑国，当然不会稀罕它的那点朝贡了，因而求和根本就没有作用；拼死一战的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只能败得更快；而固守待援又恐怕在援军到来之时，郑国国都已经被攻破。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卿叔詹站出来说道：“请和与决战都不是上策，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郑国和齐国订有盟约，而今有难，齐国肯定会出兵相助。只是空谈固守，恐怕也难守住。公子元伐郑实际上是想邀功图名，讨好文夫人。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我有一计可以退楚军。”
郑国按照叔詹的计策在城里做了安排：命令士兵全部埋伏起来，不让敌人看见一兵一卒；令店铺照常开门，百姓往来如梭，不准露出一丝惊慌之色；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
楚军先锋到达郑国都城下，见此情景，楚军将领心里起了怀疑，心想莫非城中有了埋伏，诱我中计？不敢妄动，等待公子元。公子元赶到城下，也觉得好生奇怪。他率领众将到城外高地上观望，见城中确实空虚，但又隐约地看到了郑国旗兵甲士。公子元认为其中有诈，不可贸然进攻。这样观察了几日，他打算先派人进城探听虚实，于是按兵不动。
这时，齐国接到郑国的求救信，已联合鲁、宋两国发兵救郑。公子元闻报，知道三国兵到，楚军定不能取胜。好在也打了几场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他害怕撤退时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下令全军连夜撤走，人衔枚，马裹蹄，不出一点声响，所有营寨都不拆走，旌旗照旧飘扬。
第二天清晨，叔詹登城一望，说道：“楚军已经撤走。”众人见敌营旌旗招展，不信已经撤军。叔詹说：“如果营中有人，怎么会有那样多的飞鸟盘旋上下呢？他也用空城计欺骗了我，急忙撤兵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使用空城计的战例。在这场博弈中，开始的时候，公子元兵力强大，再加上连胜几仗，士气正是旺盛的时候，如果抓紧进攻，郑国的都城必然被破。然而郑国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掌握了信息，他们不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状况，而且也已经掌握了对手的情况。他们知道楚国这次出兵的目的（从叔詹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们也知道楚国此次出兵的兵力状况（因为已经交过战了），因此郑国握有完全的信息，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各种行动的后果。而与此相反，楚军除了了解自己的情况外，对于郑国都城里的情况是不完全了解的。显然郑国拥有比公子元更多的信息，这就是优势。公子元面对的只有两种策略：一种是要么攻城，这种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是郑国国都被破，郑国灭亡；而另一种策略则是撤退，避免中郑国的埋伏，这种行动的结果是没有灭亡郑国，但是占去了它的几座城池。由于公子元是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博弈的，再加上城里面偃旗息鼓，城门大开，这一来更增加了公子元决策的难度，公子元不知道哪一种策略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